“不再新增建设用地”背后:东部城市用地指标已收紧
“除了生活用地,原则上不再安排人口500万以上特大城市新增建设用地。”1月10日,国土资源部部长部长姜大明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上的最新表态,可能意味着城市土地供应的格局将产生重大变化,尤其是东部三大城市群。
中国房地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陈晟称,姜大明的最新说法表明,这些特大城市的商业和工业用地的新增供应量将减少。以往商业和工业用地占比较大,比如说,北京和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工业和商业用地比重已达60%。现在,就要求工业和商业不再新增供应量,以盘活存量为主。近几年,很多城市建设用地增长率超过20%。现在就是总数不再增加,在结构上体现变化。 [详细]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这句话不仅适用于耕地,城市建设用地同样面临“地从哪来”的难题。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这句话不仅适用于耕地,城市建设用地同样面临“地从哪来”的难题。长期以来,城镇发展大多建立在低成本获得城镇建设用地基础之上,随着城镇化加速推进,我国平均每年减少耕地600多万亩,日益逼近18亿亩的耕地红线。据测算,如果按照2020年全国人口14.5亿人、城镇化率达到60%、城镇人口中每万人平均占有0.7平方公里城市建设用地测算,至少需要新增126万公顷城镇建设用地。面对粮食安全这个大课题,城镇化不可能永远无节制占用农地。
那么,城镇建设用地从哪来呢?日前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率,切实提高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化程度。同时强调,耕地红线一定要守住,红线既包括数量也包括质量。 [详细]
摒弃粗放的土地利用方式,首先要放下依赖投资增长模式的惯性思维
多年来,一些沿海地区基层政府在基本农田保护率(简称“农保率”)指标上多少存有一种“幻想”:他们认为沿海土地产出比较效益高,应适当降低农保率,提高土地开发强度。且不说在耕地红线政策背景下这种“幻想”有无可行性,即便在理论层面,争议也是很明显的:提高土地开发强度,提高到多少是合适的?
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地区国土开发强度达到30%便是警戒线。超过该强度,人的生存环境就会受到影响。有媒体报道,到2011年,江苏无锡建设用地总量已达到行政区域面积的近30%,即土地开发强度接近30%。要提高土地开发强度,沿海还能有多大空间呢?[详细]
针对一些城市用地低效粗放现状,应从国家层面制定再开发利用的政策、认定及处置标准
一位研究国土开发建设的专家指出,在世界所有幅员辽阔的大国中,中国因为国土面积的65%是山地和丘陵、33%是干旱区和荒漠区、70%易遭受自然灾害,土地资源显得特别珍贵。而改革开放30年来,城镇化、工业化带来的建设用地需求,不可避免要消耗大量土地资源。由此,眼下“地荒”阴影四现,一些中心城市土地供需矛盾非常突出。
地处内陆腹地的长沙市,是中国人口最稠密、人均土地资源最少的地方之一。以6年前获批国家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契机,长沙市委、市政府在国土资源部的鼓励下转变粗放的土地利用方式,探索用完善制度设计实现“管理节地”,[详细]
为什么在上世纪60年代已被西方基本放弃了的设计思想,今天仍在塑造中国的城市
“目前,我国大中城市人均综合用地已超过120平方米,对照国际上的大都市,东京人均综合用地仅78平方米,香港才37平方米。”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原所长陆大道向记者指出,“从1980年到2005年,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急剧扩张的时期,经济每增长1%,会占用农地30万亩左右。与日本的快速发展时期相比较,我国GDP每增长1%,对土地的占用量差不多是日本的8倍。”
如此高地耗的城镇化,与被美国规划界视为教训的过度满足小汽车发展的规划模式相关。1993年和1994年,中国的建设部相继颁布《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和《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将上世纪上半叶西方人士为适应小汽车发展而提出的扩大街坊和道路分等级的学说,上升至国家强制性标准。[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