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冀：我跟学都看法还有点差异，特别是在中国，到底要选择那个。涉及到我刚才说的第三个问题就是企业特性，就是说发出这样的政策信号，他得按照这个政策信号作出预期的反应，别到时候你一个上有政策，他下有一个对策，整个你的政策也就瓦解了，这个能力建设包括意识的转变，包括企业自身它的经营理念，战略管理的转变，也包括政府能力，包括政府监管能力，对信息的掌握，执法的能力，而你有法必依的能力，有法必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不缺法律，缺的是执行法律的这种质量。

第二个问题我就想说，我倒是主张中国在近期比较容易做到的是税，这个跟西方是完全不一样的，西方要引进一个税，那麻烦大了在议会里面批不了的，而且哪个政府谁要说加税，它基本上就快下台了，就该丢选票了，中国情况不是这样，我们的政治文化、政治制度，政治运作跟西方是不一样的。中国恰恰是如果说它真想加税的话，从政治决策上和运作上，是相对容易的。

这个时候企业它是把自己的减排成本和要交税的数据进行比较，如果我减排成本高于这个税率的时候，我就交税，我就不减排了。低于这个税率，我就还是减排合适。但是这个时候，环境税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不能控制总量，它没有这个开，在中国现阶段总量这个目标是单方提出来的，或者是一个弹性问题，强度总量，这时候绝对总量还不是那么严格，它可以是一个波动的东西，这个时候我想可能税还是适合的，从它的出台的难易程度，从它的主要功能，控制减排成本，而且中国现在应该说还是比较在意减排。我们就罚2千亿、3千亿，往上罚的话，那拿点钱我们还没买社保呢。

我是建议先征税，但是再往后，我认为从长远来看，我又觉得是减排。最终的方向应该走到那，因为中国的排放是越来越严格了，这个时候排放的优点就起作用了，是来解决你的总量的问题。我们的企业排放者的文化和能力越来越强。政府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强，监管的能力、执法的能力、信息的能力等等。排放的这种核查的能力都会全面上升，这个时候我认为它会有更好的效果，就是在用无论是税也好，还是减排也好，它们最终为什么要搞市场呢，就是我刚才前面所提到的那个，就是限期改进，我对十一五的，因为你有一个目标以后，这样的市场的方法可以保证以最小的代价，最小的经济成本去实现同样的目标。

如果你还是一味的用规制的方法，可能你也实现目标了，你得拉闸限电，你得造成很大的损失，不计工本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那样我觉得这种手段显然是不具有竞争力的。我认为未来的体制、政策改革，我们归纳为三个重要的部分，第一部分能力建设，中国能力建设还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第二部分引入碳税和环境税，这样的概念这样的实践。第三部分就是碳市场和排放贸易的制度，但是这个制度我倒主张马上开始试点，在成熟的地区特别在长三角、珠三角这样的地方。它们企业文化、市场的条件、意识、素质都相对的好一些，在那儿形成区域性的市场，去试，因为你不去做，你能力永远涨不起来。让他们干起来，国家要给他们充宽松的政策，鼓励、指导，锻炼一批队伍，我们得有这种技术人员、专业人员，然后把这个制度不断的完善，假以时日，我们这些试点，区域性的试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后，那个时候也就是水到渠成的时候，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