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趋势，仍在持续。从2011年到2050年，全球将新增人口23.32亿，其中城市人口将增长6.2亿。在中国，根据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过去5年，我国城镇化率由45.9%提高到52.6%。未来10年，按照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1.2%计算，将再有2亿多农民进入城镇，加上现有的1.6亿农民工，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亿左右。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的城市化很大程度就是指中国的城镇化。

然而，现实的问题是，中国的城镇化质量并不高。这主要表现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不够，部分地区城镇化超越工业化，城镇化缺乏产业支撑；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有些城市人口规模过大，小城镇缺乏活力，城市空间布局与资源承载能力不匹配，城市功能定位趋同；大量农业转移人口未能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城市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部分城市资源利用粗放，环境压力加大，水资源短缺和空气污染等问题突出。

因此，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寄以厚望。那么新型城镇化究竟新在哪？与以往的城镇化如何区分？如何避免“走老路”的发展方式？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过程？需要在顶层制度设计层面做哪些突破？这些都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学术论坛暨2013年春季城市建设论坛”重点探讨的问题。

中央党校原组织部长、历届中央“一号文件”的参与者和起草人张虎林指出，贫富差距的持续加大将带来严重后果，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解决三农问题，消除城乡实质性差距，更好地发展经济。

新型城镇化的实施，资金问题首当其冲。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建设，都意味着巨大的资金投入。财政资金如何与社会资本有效结合，并得到有力的监管？在新型城镇化中又如何避免新的地方债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等认为，必须改革城市行政治理制度，发挥市场力量的主导作用。

何谓新型城镇化？

社科院调查显示，中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严重，就近就业率低：中国城镇化率约为51%，工业化率为47%，而国际上发达国家城镇化率约是工业化率的2至3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中国农民工总量超过2.5亿人，20%的农民工子女无法入读全日制公办中小学校，参加除工伤保险之外的其他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比率均未超过30%。

在中国人口红利经历“拐点”之时，新型城镇化无疑是重大选择。那么，相比以往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新”在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指出，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

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学术研讨会上，与会者指出，新型城市化的“新”体现在：城城融合和城乡融合。城城融合就是老的城区和新的城区、包括城市更新区的融合。城乡的融合是指把农民吸引到城市中来、真正地成为市民。“在城市的发展和城镇化的发展中，建新区或者把农民吸引到城里来给户口，该项问题不难解决，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人的城镇化。”

著名城市生态专家、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如松认为，“新”是指观念更新、体制革新、技术创新和文化复新，是新型工业化、区域城镇化、社会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生态发育过程。“型”指转型，包括产业经济、城市交通、建设用地等方面的转型。

“城镇化不是建了多少楼，不是结果导向，而应该是过程导向。”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冒大卫表示。目前部分地区出现的新区建设与既有城区建设脱节的问题，主要原因是公共服务与城市硬件建设脱节。当社会热盼的户籍改革完成后，公共服务配置能否满足新市民的需求，政府服务能否有效覆盖等问题都将是非常大的挑战。

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认为，城市化中应做到行政层级权力与治理权力相分离。“中国当前处在经济转型中，中国城市发展继承了很多计划经济和命令经济的色彩，从而使得我们得出结论：在下一步的城市化过程当中应该转变这种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变成更加发挥市场力量的、由市场力量主导的城市化，政府只是一个引导的作用。”陈玉宇表示。

有与会嘉宾建议，在下一步的城镇化发展战略中，政府的主要工作应是提供服务。“产业是在调整的，政府的职能也应该随之调整。政府能够为城镇化提供怎样的公共服务职能，这是更重要的。”

城镇化面临着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新型城镇化的问题，如何由乡村化变成城镇；第二是现有的城镇化的转型问题。新的问题，既应包括土地资源集约化方面的充分体现，包括对城市发展中普遍问题的通盘考虑，而环境问题是城镇化要面临的挑战之一。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持续快速推进，城市对人口的承载和对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同时也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与资源方面的挑战。如此，中国的城市建设必须探寻全新的解放方案，尽快步入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之路。

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原巡视员李新民认为，只要有社会经济发展，就必然产生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当中，环境保护要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而不是放在辅助或是保驾护航的位置。

“我们现在谈发展也好、社会也好，实际上都离不开环境。环境问题现在是一个热点、重点，也是各方面关注的问题。应该说，旧的城镇化索带来的严重环境问题已经让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李新民指出，“除了交通、能源、居住、教育、卫生、文化等问题，城镇的环境问题也是比较突出的，城市固体废弃物等问题是要同步考虑的。”

“我们决不能再重复过去城市发展的老路，如果生态问题解决不好，我们的城镇化就是失败的”……作为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石定寰的城镇化建言中，生态文明更被摆在最醒目的位置。

从微观层面讲，适宜居住的城市和空间可以吸引更多的高端人才，从行业转型的角度，这不失为一个好的出路。如今中国的城市正在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有远见的地方领导会看到，如果想过多少年之后让自己的城市和其他的不一样，那么区隔化、特色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最为重要。一个城市为人提供的生活空间、生活质量是不是足够吸引人？这决定了这个城市定格在怎样的高度和发展路线。

西盟斯中国区主管合伙人王德全的客户中有多家大型跨国企业，这些企业在中国投资时，最早选择投资的切入口和具体地点时，很大因素是地方资源和人才供应，同样重要的是，外国高管和管理层在当地的生活质量能否保证。

“抛开所有的理论，城市就是人们聚集在一起生活、居住、就业的空间，如果想去发展好它，不管是从GDP考虑还是从规模效应考虑，最重要的是让个人和家庭觉得这个城市是有吸引力的、可以来居住的。首先它应该是一个居住的空间，让人来到这里之后觉得生活变得更好，这是最基本的。”王德全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