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危机，无论你见与不见，都在这里

人类在这个绿色的地球上生活了几百万年，即使是进入“文明社会”的历史也有近万年。人类一直以地球的主人而自居，自豪，因为我们在地球上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涌现了无数“先知先圣”。但是大概谁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人类会遇到一个难题，叫“垃圾围城”。历史上的圣贤没有预言过，上帝大概也没想到过。人们急了，不起眼的垃圾竟然包围了我们的城市，威胁到我们的家园。

北京垃圾围城，卫星地图显示，偌大的北京城已经被星星密布的垃圾堆包围；上海垃圾围城，16天垃圾可堆成“金贸大厦”，需要两万吨/日垃圾无害化处置能力；广州垃圾围城，每天生活垃圾量相当于4450头大象的重量，填埋厂库容几乎耗尽；杭州垃圾围城，每年垃圾产量以10%的量逐年增加，超过国家GDP增速，唯一的垃圾填埋场天子岭只剩下5年库容……据统计在我国现有的688座大、中城市中，已有200多座处于垃圾山的包围之中，而且这些城市的垃圾的产量还在以约9%的速度逐年增长。

对于垃圾围城，似乎存在“看不到眼里，就急不到心上”——现有的垃圾处理设施，比如垃圾填埋厂、焚烧厂都远离居民区，一般的市民仍然每天看到小区内的垃圾被清运干净，眼前没有感觉到“危机”。但是实际情况是，垃圾处置情况已经很危急，稍稍调查我们就知道，很多大城市屈指可数的垃圾处理设施，已经到了报警的地步，再不设法突破处理瓶颈，后果不堪设想。等市民看到小区垃圾已经无处可去时，一切都已经晚了，整座城市就成了臭城，就会瘫痪。国外有过极端的例子，2007年，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爆发“垃圾危机”，街头垃圾成堆，有些学校因为老鼠横行而停课，旅馆客房入住率明显下降。人们愤而放火，焚烧垃圾。这场暴力冲突造成数十人受伤。

垃圾围城，垃圾危机主要矛盾是有限的垃圾处理设施，有限的垃圾填埋厂与不断增加的垃圾产量之间的矛盾。人们不能不“生产垃圾”，吃喝拉撒睡、行走坐卧立每一个生活环节都会产生垃圾，相应的，人们需要现代工厂化的垃圾处置设施，完成垃圾的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一张一弛，一进一出，这样才能平衡，否则垃圾处理就会“遇堵”，卡壳。人们为了处置垃圾可谓尝试了各种办法。

垃圾焚烧，办法中的办法

填埋、堆肥、焚烧——这是从西方到东方，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通用的几种垃圾处理方法。填埋是最古老的垃圾处理方式，考古发现，早在中国“半坡遗址”里就发现了专门消纳垃圾的坑。进入工业时代，城市迅速发展，人口大量向集聚，垃圾产量也随之猛增，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因为填埋法处理量大、操作工艺简单，成为主要的垃圾处理方式。但是填埋只是一种“暂时”的处理办法，随着工业的发展，垃圾成份复杂多样，简易的填埋远远不能满足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的要求，而且会污染土地和地下水，散发异味污染空气，填埋场还需要占用较大的土地，对于越来越稀缺，紧张的城市用地来说，重复兴建大容量的填埋场几乎不可能，填埋方法已经到了“穷途末路”。

堆肥就是依靠自然界中的细菌微生物，把垃圾转化成肥料。这貌似是一条最绿色、最环保的办法，既可以消除垃圾填埋占地方、造成二次污染的弊病，也可以变废为宝，生产肥料供农业利用，荷兰和法国等国家广泛使用。但是，这种方法只适合容易被细菌“降解”的易腐有机物，如果皮、食物残渣等等。随着各种工业产品在生活中的大量运用，城市的垃圾成份趋于复杂，塑料袋、玻璃瓶、混凝土块，这些垃圾无法“降解”，而且这些成份的比重越来越大，加上堆肥所需周期长，占地面积大，肥料中所含的重金属还会通过食物链对人畜造成危害，而且堆肥法效率比较低，在汹涌增长的海量垃圾面前，只能是“望洋兴叹”，自愧弗如了。

再来看看焚烧法，焚烧是对垃圾进行高温热化学处理，实施热能利用的一种形式，在填埋法和堆肥处理面对海量城市垃圾“心有余力不足”时，焚烧法凭借其占地少，处置后的残留物少的优势走到了垃圾处理的前台。垃圾焚烧可使垃圾减量90%，大大减少占地，并可利用余热发电实现资源化，在境外这种方法被广泛采用。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政府开始投资建设垃圾焚烧厂，如今垃圾焚烧处理量已提升到40%以上；日本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相继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等一系列法律，确定了焚烧法的主流处置地位；新加坡规定必须建设足够的垃圾焚烧厂焚烧所有的可燃垃圾，现在新加坡日产生活垃圾 8000多吨，其中可燃垃圾约 7000吨，而焚烧处理能力达 9000吨/天；台湾地区垃圾处理经历了“填埋为主”、到“焚烧为主、填埋为辅”的转变，目前焚烧率达到64%以上；瑞典48.5%的垃圾通过全国22个垃圾焚烧中心进行焚烧处理，焚烧产生的13.7兆瓦时的能量用于居民取暖。

趋利避害，是人类选择路径时的本能，从国际趋势看，垃圾焚烧是未来主流的处置的方式。西方发达国家率先进入工业化时代，在垃圾处理上也率先进行了实践探索，给我们提供了借鉴。他们的实践证明：垃圾焚烧法是一种可以同时达到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的处理技术，是一种较为先进的处理办法，可谓办法中的办法。从善如流，人之常情，选择垃圾焚烧也是我们处理垃圾危机的利剑。

用“治理”破解邻避主义，推进垃圾焚烧

垃圾人人都生产，垃圾处理人人都需要，但垃圾处置设施人人都避让，垃圾中转站“不要建在我家旁”，垃圾填埋场“不要建在我家旁”，垃圾焚烧厂“不要建在我家旁”，这种“不要建在我家后院（建在别人家后院）”的邻避主义心态可谓充斥在垃圾处置的各个环节。和垃圾危机是全球现象一样，邻避主义也是一种全球现象。早在1908年，美国的奥克兰市由于邻避主义作用，不论专家如何肯定焚烧的处置方式，最终选择向海洋倾倒垃圾，当地报纸评论道：“没人会赞成在自己家附近建这些设施（堆填场和焚烧厂），也没有一位城市之父（市议员）愿意在自己的选区建这些设施。所以，大家要求助于海洋，让古老的尼普顿王（Neptune，古罗马神话中的海洋之神）迎纳接收废弃物的邀请。”显然这种以邻为壑的处理方式，最终会“害人害己”。

邻避主义的原因在于，首先源自信息的不对称，造成公众对 “邻避设施”（垃圾焚烧厂，填埋场）产生抵触情绪，对垃圾焚烧技术报怀疑态度，甚至妖魔化垃圾焚烧，其次公众缺乏参与机制，垃圾焚烧厂的选址，建设，技术引进，运行监测居民“知之甚少”，感觉自身的权益受到损害，加剧了对项目的抵触；再者，缺乏生态补偿直接，按“谁生产谁付费，谁邻居谁受益”的原则，需要一套合理的补充机制，让邻居这些服务全市公益项目（垃圾焚烧属于公益性质）的居民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比如可以免费享用焚烧发电产生的电等等，总之公众反对在其周边建设垃圾焚烧设施的同时，并不抵制对项目产品或服务的使用，唯一缺少的就是对话、沟通、协商机制。

“邻避主义”在如今的西方已经不多，但从世界城市化发展的历程看，邻避主义是城市化的副产品，西方国家也曾经走过这个道路，1908年美国的奥克兰市就是例证之一。人类的科技进步已经能够做到以技术进步和资本来换取清洁和环保。西方国家在克服邻避主义上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那就是“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s）原则，确认垃圾处理厂的建设可以大大改善当地整个社会的福利，也就是有利于“公共利益”，政府便有理由坚持实施这样的建设。更重要的是政府应该“跳出垃圾焚烧看垃圾焚烧”。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李志青教授一针见血的说，从上述西方的实践看，与其说“邻避主义”是对环境变化的一种担忧和抵触情绪，还不如说这是基于“治理结构”基础上的一种本能反应，这种在初期表达出来的本能反应，在多期的博弈过程中，要么是逐渐平复，要么就愈演愈烈，其中的决定因素在于“治理”是否得当。

“治理”不是管理，管理是政府一家说了算，治理是大家说了算，是学术界、媒体界、企业界、市民界共同参与，共同对话，共同协商，寻找大家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达成谅解，达成一致。治理得当，说白一点就是“信息多多加透明，争议多多加商量，公益多多加分享”，虽然开始程序或许很慢，办法或许很笨，但是不失在为社会治理开拓一条新途径，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改革的目标是要建设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这句话是可以给跳出垃圾焚烧邻避现象看本质，对推进垃圾焚烧带来一种思路，一种启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