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住济宁的文化之根

佘春明（济宁市委常委、副市长）

济宁是著名的“孔孟之乡、运河之都”。大遗址是济宁的文化之根、内涵所在、灵魂所系，体现了济宁独特的城市个性、人文魅力、深厚底蕴。我们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弘扬文化、传承文明、改善民生为宗旨，以科学保护、全民共建、合理利用为主线，齐抓共管、扎实推进，大遗址保护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一是坚持严格控制，初步形成了大遗址保护的规划体系、政策体系和制度体系。二是坚持以人为本，把改善遗址区居民的生活条件、提高遗址区居民的经济收入、完善遗址区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扩大遗址区居民公共文化空间作为大遗址保护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三是坚持制度创新，将大遗址保护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综合考核体系、纳入责任追究序列，在全市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大遗址保护工作格局。

探索大遗址保护的“无锡模式”

曹佳中（无锡市副市长）

无锡地处长江三角洲腹地，先后成为古代吴文化、近代民族工商业和当代乡镇企业的三大文化发祥地。无锡市委市政府认真算好眼前账与传承账、经济账与发展账、局部账和大局账，在国家级高新区、在环太湖风光带寸土寸金的土地上，规划建设鸿山大遗址公园、阖闾城大遗址公园。无锡市对大遗址的保护利用力度不断加强，按照“坚持科学发展观，谋求多方共赢”的保护利用思路，全面开展了考古、规划编制等基础工作，建立了市区联动、以区为主的领导体系，结合无锡加快“生态城、旅游与现代服务城、高科技产业城、宜居城”建设的总体要求和“现代化滨水花园城市”的城市定位，探索大遗址保护的“无锡模式”。

依托大遗址保护建构朝阳经济格局

王宏（朝阳市副市长）

朝阳是东北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城市。朝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牛河梁遗址保护工作，确定了以强化文物本体和生态环境保护、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等重点工作为牵引，综合规划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工作目标。近年来，逐步健全机构，颁布实施了《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保护规划》和《辽宁省牛河梁遗址保护条例》，编制了《牛河梁遗址申遗文本》，夯实大遗址保护基础工作；加强政府主导，强力推进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依托大遗址保护成果，对考古遗址公园和牛河梁红山文化旅游产业园区、新城建设进行三位一体的统筹安排，初步形成以大遗址保护成果为牵引的“考古遗址公园—旅游产业园区—新城区—老城区”链条式区域经济发展格局。

由点到片的成都之路

师江（成都市政府副秘书长）

大遗址保护成都片区的工作经历了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最终形成片区保护的发展历程。2010年国家文物局与四川省人民政府签署共建大遗址保护成都片区框架协议书，通过对成都金沙遗址、广汉三星堆遗址等大遗址的考古规划、保护、展示和研究，努力将成都片区建设成为我国南方大遗址保护重要示范区和四川省成都平原生态文化旅游中心。成都市人民政府将制定《成都市大遗址保护管理办法》，明确大遗址保护的法律地位；拟委托国内著名城市规划设计单位制定《成都片区大遗址总体保护规划》，明确整体保护的组织管理框架和实施保障体系；同时，做好大遗址考古工作,积极推动条件成熟的大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充分发挥大遗址保护的综合效益。

“神秘湘西”的保护实践

叶红专（湘西自治州州长）

湘西历史文化厚重，“神秘湘西”享誉世界。湘西州把文化遗产保护放在全州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来抓，将文物保护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在政策、资金、机构建设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逐步实现文物保护和经济建设的良性互动。州委州政府做好立法与机构建设工作，积极探索大遗址保护展示方式，规划先行做强品牌，加大资金投入，实实在在做工作。总之，我认为，只要在大遗址保护实践中坚持正确的理念，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的方针，坚持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正确态度，坚持让保护成果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紧紧结合在一起，我们的大遗址保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事业，一定能够取得长足发展。

桂林大遗址的个性化保护策略

陈丽华（桂林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市长）

结合桂林市正在实施的“文化立市”与“旅游兴市”的发展战略，我们积极做好大遗址保护与多学科研究、与旅游、与城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结合，促进桂林由“功能城市”向“文化城市”转型。桂林市人民政府坚持规划先行，成立了“桂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领导小组”，并根据不同的遗址类型实施不同的大遗址保护策略，建设“小而精”的桂林甑皮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国岭南最大的桂林靖江王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桂林靖江王府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投入”的形式，逐步解决资金缺口较大等瓶颈问题，把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成为造福人民、群众拥护的惠民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