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如何定义场所的物质景观与地域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在西方成了一个普遍性命题。2000年后，这也成为我国城乡变迁中出现的突出问题。

尽管一些记忆场所没能进入城市的档案馆或者博物馆，但正是它们构成了地域文化的多样性与认同性

记忆场所往往是保留和繁衍集体记忆的地方，由于人们的意愿或者时间的洗礼而变成一个群体记忆中代表性的场所；通常包括国家、民族、群体等三个不同层面。这些记忆场所可以是物质的或象征性的，也可以是功能性的，例如举行仪式/庆祝活动/公证契约的场所、圣贤祠、公墓、集市、码头、学校、有特殊意义的树木、有故事的池塘等。

近来，欧洲各国非常关注国家与民族层面上的记忆场所，但同时对普通群体层面的记忆场所缺乏关注，一些地区、城市为了吸引资金与游客或制造“创新产业”与就业机会，绚丽的蓝图或标准化的商业模式取代了地方性的特色场所。英国城市设计学家马修·卡莫纳在《城市设计的维度：公共场所——城市空间》一书中明确指出，当今一些业主、建筑师以及城市设计师不断制造肤浅的娱乐化的主题公园、充满异域感的购物街、不真实的地域场景，而遗忘了场地既有的文脉与场所精神。在多媒体信息时代,一些西方学者还对大量复制的集体记忆符号产生怀疑，因为它们可能消减地域文化认同感。

在社会学与文化学领域有一个共识:文化认同是个体在所属文化群体与其场域内形成归属感、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根据美国跨文化学者爱德华·霍尔《超越文化》一书中的观点，文化的交流与认同过程往往与具体的语境相关。而记忆场所恰好被认为是一种具体化了的文化认同。相比官方认定的、纪念碑式的建筑遗产或者成规模的历史地段来说，地方性的记忆场所更具普遍性、多样性，更贴近百姓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情感。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尹·博尔在《从集体记忆到集体想象》一文中指出，尽管这些记忆场所与城市的整体意象并非一致，或者还没能进入城市的档案馆或者博物馆，但正是它们构成了城镇社区文化的认同性与多样性。通过保护利用具有群体记忆的多层次的记忆场所网络，使不同群体之间、群体与以往社会生活间建立关联，获得情感依恋与价值认同，同时在社会变迁中感受到现有生活的丰富与美满。

在建筑学界，意大利建筑师罗西在20世纪60年代认为，城市空间肌理、广场等城市结构集中体现了每一个城市精神与文化身份。与罗西同一时代的建筑界另一位杰出人物、美国城市学家林奇更系统地提出了城市意象与认同建构的规律。他通过大量的环境认知实证调研提出了有利于文化认同的城市五要素：地标、节点、路径、区域、边界。在城市实践中，建设者往往顾此失彼：对地标、路径、节点的关注远甚于对区域与边界的关注，而这不利于地域文化认同全面、多样化、有深度的建构。

在地理学界，加拿大著名学者拉夫对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进行了批判与提升，他认为城市认知意象理论侧重于从城市街区的外来观察者角度欣赏城市特色与文化认同的表层结构，而没有从定居在其中的使用者角度来洞察城市特色与文化认同的深层结构；因此地理学家们提出了场所文化认同的三个关键性要素，即“物质环境”的认知认同、“行为”的参与认同、情感与意义的体验认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理查德·恩格哈特在相关报告中指出，当今在世界遗产运动的推动下，建筑遗产的研究对象正由精英使用的纪念物转向普通人群使用的空间场所；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保护模式正由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而且，记忆场所的概念正影响着欧洲建筑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尤其是在公共领域，它正挑战着法国、英国、荷兰、意大利等西方国家传统博物馆式的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对于回应当前语境中的问题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

一个记忆场所往往包含两部分信息，一部分是物质形态，另一部分是故事，两者缺一不可

记忆场所不仅见证变迁中的集体记忆，还可以持续性地叙事与传播，维系与促进地域文化认同感的建构。

西方学者正从不同角度不断探索各类记忆场所的挖掘认知理论与相关实践。德国民族学家格拉纳·贝恒斯通过田野考察发现了存在于墨西哥高庭昌印第安社区中的各种记忆场所；美国、英国、法国、捷克等国的一批青年学者将记忆场所的理论应用到城市历史与公共场所的解读和考察中，分别通过公共记忆、地图信息等对17世纪至20世纪不同时期中的城市公园、社区、历史街区等公共场所中的历史故事解读与信息挖掘，调查社区记忆场所的可识别性以及认同性，同时揭示官方记忆、贵族记忆与风土记忆对于场所认知、保护之间的异同关系等。这些研究成果表明：尽管记忆场所有其多样性、隐匿性，但是通过恰当的途径可以挖掘到。

如何保护与活化记忆场所是地域文化认同建构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