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增坑村往新丰江水库走,水库边上有个鸟桂村,属于锡场镇。鸟桂村委会大楼大门敞开,里边空无一人。门口张贴栏上,还留有村委换届选举的情况:发出并收回选票297张,村主任得票285张。而实际上在村里居住生活的,只有百把人。

再以坑贝村为圆心,划下半径约450公里的圆圈,便能在相近纬度上找到潮安县龙湖镇下阁洲村。这是一个典型的空心村,新房其外,旧房其中。老村区没有几户人家,老房子空空荡荡,随处可见紧锁的房门、倒塌的房屋、荒地。全村总面积为1000亩,而空心村就占去100多亩,新建楼房又用去100多亩田地。

空心村现象在我省已普遍存在,只是程度不一。早在4年前,广东省有项专项调查表明,全省城镇存量建设用地超过3.5万公顷,其中空闲土地4712.3公顷,闲置土地逾2.7万公顷,这些存量用地88.5%集中在珠三角。

而广东省政协调研组去年公布的一项报告则指出:我省土地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中,最突出的是建设用地突破规划控制指标。我省现有耕地保有量已低于规划标准,而2006年建设用地已突破原定2010年规划规模。

空心村造成的土地资源浪费,着实令人心惊。

从迁移到空心

新村迁移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30年来,上了年纪的村民见惯了老村的人口流失,不断发育的新村渐渐脱离老村,朝着公路与城镇的方向前进。

民工潮加剧了这个迁移。1992年,邓小平提出要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广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迅速成为第一代农民工的天堂。于是,不少开了眼界的农民,很想摆脱村庄的束缚,“不愿回去,种地会被认为没本事”。但能够直接跳进城的,毕竟属于少数。于是,难以改变常住户籍的农民,努力达成一项梯度转移:由老村到新村,由新村到镇里,由镇里到城里。

“时代一变迁,挡都挡不住。”60岁的坑贝村村民毛惠文像诗人一样感慨“人口迁移”。1986年,当本村十余户人家搬出老村之后,他经过周密考察,建下一栋新房,朝公路挪近50米。他怀念老村的好时光,“老房子好,通风、凉爽。我当小孩子时,夏天一到,村里人都端个大碗,坐在路边吃饭聊天,真热闹啊。晚上,也不用回家里休息,光个膀子直接躺在石板路上,凉爽呀!”不过,他又觉得新房子“总的来说更好。干净,水电齐全,关紧门就可以用空调”,“安全,安了粗钢筋,地震来了也不怕”,“靠公路近,出入方便”。

老村日渐荒废,也在一定程度上与人口增加有关,“人口一多,不搬也不行”。但更多的人视老房为祖业,本可拆掉原地重建的,却“宁坏不建、宁烂不卖”。“祖业从我爷爷那辈开创,如果到我手里留不住,那不是很没用?”一位农民对记者坦承。

人口渐少的老村,公共设施越来越贫乏,渐渐陷入怪圈,让人不得不搬。

有的看病不方便,走几十里路才看到一个赤脚医生。在东源县珠村,有人举了一个例子,由于距离圩镇太远,以往时常发生病人死在送往圩镇路上的事情。特别是一些高危的产妇,“一难产,就肯定没救了。”

小孩读书不方便。“最起码要到镇上来,最好能到城里去。”东源另一个村,老人抱怨农村没什么教育资源,“小学生教小学生”。我省实行并村,大多数村都没有几个学生读书了,学校被并了,老师也走了。出去打工的人,都选择将小孩带走。

在城乡二元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空心村的潜在趋势并不见减弱。在茂名地区,记者了解到,某乡小学老师可以凭考试升为乡中学老师,但报名者寥寥。大家更愿意找点关系,从农村小学直接调往县城,哪怕仍然当小学老师。

更多的农民,不惜采取违法占地的方式逃离旧村。在广州郊区,记者不止一处发现当地公安、国土、城乡规划部门最近发出的通告:“政府部门决定对国家第八次利用卫星遥感技术监测发现的违法用地案件依法进行严肃查处”,“确保此次拆除地上违法建筑工作的顺利进行,促进我市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空心村多重困境

与新村的蓬勃发展相反,不容忽视的问题出现在老村。

最严重的事实是,农民“挪窝”但不“腾笼”。“无论自留地,还是承包田,想在哪儿建就在哪儿建；门楼、庭院、居室、屋面等没有标高控制依据,想盖多高就盖多高,爱怎么盖就怎么盖。而农民外迁后空出的房屋、宅基地,又无人继承或回收。”南方农村报记者黄学佳长期关注空心村问题,发现这一现象。

如果新村远离旧村,因耕作不便,还会直接导致耕地闲置。东源县松坑村的黄瑞联反映,他家原本只分到2亩地,但现在耕了6亩,“其他4亩是别人不要我捡来的,最肥的田”。据他估算,全村耕作的土地顶多占耕地的3成。

如果把老房子加上荒地换算成粮食,这将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问题还不止这些。老房子长年不住人、不修缮,很容易坏,建筑安全是个隐患。留守老村者,多数生活条件不行,常常架砖烧柴做饭,极易引起火灾。而留守的老人们,谁来照顾他们的暮年?这终究是个难题。

卫生状况更是堪忧。人一走,老房子沦为堆柴薪、养牛、养鸡的地方,无人清理的畜粪臭味烘烘,环境相当糟糕。在一些旧村,记者看到房前屋后少有人走,野草长到1米高；一些低洼地带,积水很深,乃至变成黑色。2006年10月,从化市太平镇邓村发生14人感染登革热事件。据广州市卫生部门调查,邓村老村这些无人居住的老屋,极可能是毒蚊滋生之地。为对付疫情,有关部门要求重新打开老屋,逐家逐户清理积水,焚烧户外垃圾,并对水沟喷洒消毒剂。“老村一年才打扫一次。”在邓村,一名村民告诉记者。

还有文物保护的问题。比如坑贝村,有43处民宅于2002年被广州市公布为历史文化保护区,拆不能拆,建不能建。村民的意思是重新修缮,看能不能发展旅游业。不过,预算中的1亿元资金是个天文数字,“没钱怎么搞?村委会每年商量一次,每次都不了了之。”据了解,2007年,省财政仅拨出1000万元作为省级村庄规划专项资金,一个村庄才1万元。

而即使搞旅游开发,前景也不乐观。

钱岗古村的村民本盼望能借广裕祠获奖的东风,让世人了解钱岗古村,并借旅游开发筹集资金,修缮老房。但近年来,并没有出现想像中的人气,一个月只有数百客人。村民陆佐威语带失落:“我小时候在那里上课的文阁现在就只剩一个废墟了,能在有生之年把它修好是我做梦都在想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