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作家王军把这种情形形容为“两把剪刀”。他表示，通过强制性的征地拆迁，以非市场价格的补偿，从被征地农民与被拆迁市民那里转移财富，在城乡之间与城市内部，形成城市化初次分配的“剪刀差”；又通过住房所有者以住房产权不断吸附社会增值财富，导致有房者愈富，无房者愈穷，形成城市化二次分配的“剪刀差”。

城市化与“城市病”

可是，在不断挤压和占据农村土地的城市，也没有为迎接蜂拥而入的流动人口做好充分准备。

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病”正在蔓延开来：环境污染、交通拥堵、住房短缺等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通通呈现出了“城市化大跃进”之后的臃肿和不堪。而如何应对？成为考验城市管理者的最大难题。

今年4月25日，北京大兴区南五环边的老三余村召开了一个现场会，北京警方宣布，在此“试点推行城乡结合部的流动人口‘倒挂’村的封闭管理模式”。消息一经报道，被外界概括为“封村”。

虽然事后证实，所谓“封村”，不过是进出人员实行登记管理，村民们还一致对外表示，“‘封村’后感觉治安好了许多”。

但财经评论员叶檀提出更深的忧虑：“所有这些举措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对中国的户籍改革有什么意义吗？没有。‘封村’的成本虽低，代价是固化二元结构，僵化社会阶层，使政府之手更深地介入所有的个人事务。”

于是“封”住的村，无异于一个封闭的“城中村”。“如果城市无法真正吸纳人们迁移所带来的新人口，那么它的城市化就是不稳定的。”刘霞辉建议，必须完善城市的功能，能够使流动人口获得适宜居住的个人收入。

但当城市管理、交通拥堵、高房价等问题一股脑涌现的时候，已驶入高速发展快车道的中国城市，还有多大的容量适应尖锐矛盾的逐步消减？

有人乐观，10月18日，一直关注于“本职工作”的房地产商潘石屹于微博中记录道：“北京土地中心网站显示，2010年10月－12月，北京市拟入市经营性用地50宗、建筑面积956万平米。北京有如此多的土地集中排队上市并不多见，这表明政府希望缓解供地压力、完成年度土地供应计划。这才是真正缓解房价压力的基本办法。”

在城市越来越大、农村越来越小的现实中，如何保证经营性用地里没有耕地的流失？所以，未来可能真的是一个没有农村的、凌乱的中国社会。 破碎的道路和满街乞丐考验印度当局的城市管理政策。 无产阶级曾是治愈英国“城市病”的主干力量。 城市化过程中，日本为避免农民失地后再失业，采取了诸多行之有效当“没有强拆就没有城市化”的论调从地方官员的口中说出，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至少是从部分地方官员的思维上——已然“跑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