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伟江：感觉中国行政立法缺乏足够的辩论，还是关在屋子里立法，然而，纵然公开征求民众意见，仍抵不过地方政府的抱着大腿哭或者吹枕边风管用。中国急需立法的民众合法参与程序，如立法辩论、研讨会、电视辩论、人大审查等。羽戈：一年之内两度公开征求意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制定者可谓煞费苦心，不遗余力。这在中国立法史上诚属反常之事。

然而，在中国，任何政事，都必须从反面猜想。不妨追问，为什么经过了两轮征询民意，新拆迁条例看上去依旧难产，甚至有胎死腹中之可能：是公众的建言含金量不高，还是这些意见过于突兀、尖锐，无法顺畅进入立法者柔软的耳朵，抑或因为，所谓“第N次公开征求意见稿”，本身就是一个欺人眼目的过场、作秀？

条例最大阻力来源地方政府

媒体：那么，在各位看来，谁最不想看到新拆迁条例出台？

羽戈：最大的阻力，无疑来自地方政府，它们靠土地财政吃饭，靠拆迁拆出新中国。套在它们头上的枷锁太多，哪怕是头蠢驴，都晓得抵触与反抗。何况是只手遮天的公权力，它们动动手指，新拆迁条例的版图就得天翻地覆。

譬如关于“危旧房”的改造，是否作为公共利益，谁来定义、确认公共利益，第一稿将此权力归属于地方政府，同时为了防止政府滥用“危旧房”的概念，在征收、补偿程序之中架设了许多关卡，将“危旧房”改造的决定权交给了被征收人：其一，明确规定危旧房的改造需经90%被征收人的同意；其二，要求补偿方案需征得三分之二以上被征收人的同意；其三，要求补偿协议签约率达到三分之二以上方可生效。

到了第二稿，这些条文便不见踪影。官方理由是：这么做有困难——谁有困难呢？

斯伟江：是的，阻力在利益受损方：地方政府。毕竟中央政府不收卖土地的钱，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才依赖卖地。但是由于中央政府拿走了大量好的税源，于是，地方政府的哭闹一样能牵制中央政府，毕竟地方政府是亲儿子。

邹啸鸣：我认为，阻力是一系列的，首先是分税制有缺陷，它没有在制度层面认可税源应该主要留在地方政府，这就导致地方政府只好高度依赖土地财政，而土地财政则高度依赖行政强拆。

其次，阻力来自官员的意识。有的官员不愿意看到老百姓分享土地升值的好处，因为被拆迁户的利益和政府的土地财政的利益，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最大的阻力就在各级政府官员的既得利益。

实际上，利用这种强拆的混乱，浑水摸鱼的官员不在少数。有不少房产商，本身就是地方高官的亲戚及家属。或者，官员和开发商之间有利益勾结。如果强拆被有效制止，那么这些分享行政强拆好处的人的利益，就会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