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太高导致购房负担过重，影响城市和区域的竞争力。现代化城市经济和区域经济及国家的竞争力，这三大竞争力分国家、区域、城市三个层次，基本上是由人才的流向决定。人才愿意居住在哪个国家、地区、城市，哪里的竞争力就会增长。

过高的房价会阻碍人才的聚集，所以，高房价的地方就将最终失去竞争力，这个城市就会被边缘化，这个地区经济就会衰退，这个国家也就边缘化了。最后人才都走掉了，留下来的只是一些炫耀财富的暴发户，这些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城市创新和城市竞争力基本上没有什么贡献。所以，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竞争力，较低的房价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房价过快上涨导致投资投机需求旺盛，对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会产生“挤出效应”。

上世纪90年代日本房价上涨的时候，连小摊小贩、卖菜的老太婆都贷款炒房，所有公司都拿出流动资金或借贷来投资房地产，这是因为做房地产来钱太容易了，再加上房地产永远会涨价保值的迷信。

好在日本企业执行的是永久雇佣制，公司不会随便解雇人，必须要维持已有的生产和就业，实体经济得以保存下来。如果没有永久的雇佣制，日本公司所有的资产和精力都集中到房地产，就会更加助长泡沫的增长。因此，当时日本企业的永久雇佣制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房地产投资冲动对其他行业的“挤出效应”。

当国民经济中某一个行业演化成暴利行业，在市场经济状况下，其他行业的资金就会大量涌入这个行业。如果搞实体经济的企业家把大部分资金和人力资本投向了能产“快钱”的房地产市场，该企业扩大再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就会退化，这个国家的竞争能力也会随之退化。

有人认为，在中国房地产调控方面“十八般武艺”都试了。如1998年是刺激消费，控制供给，到了2005年是遏制需求，2008年采用刺激需求，2010年增加供给、抑制投资投机需求。到现在为止，我们总算初步找到了一些驾驭这匹“野马”的门道。

究竟难在何处

温家宝总理近期表示，内地房价调控“确实很难”。那么，房价调控难在什么地方呢？

一是城镇化的刚性需求。日本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是城市化率达到85%左右，也就是城市外来移民对住房刚性需求减少的时候发生的，政府的加息只是刺破泡沫的一个触媒。

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约为50%，平均每年约有1500万农民要进城，还不包括近2亿的农民工，这就提供了阶段性住房的刚性需求。

二是现有民间资本投资领域过窄。股票市场由于“内部人”操控黑幕屡发而长期低迷。艺术品市场又因为假货泛滥而失信于民。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用品投资方面又因为政府扩大财政刺激造成“国进民退”，从而对民资产生了驱赶效应。

三是全球化热钱涌入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响。

四是房产持有环节税收制度缺失。中国目前个人住宅没有房产税、不动产税，大批持有房产基本没有成本，这个问题很明显地表现出中国在稀缺的城镇空间公平分配方面的制度缺失。

五是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城市土地价格越高，地方土地财政收入越多，可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钱就越多，也就越能体现城市形象变化的“政绩”。

六是中国各地经济发展差距还在持续扩大。如前几年，当沿海大城市中心区房价暴涨至每平方米数万元时，甘肃酒泉等内陆中等城市的房价还在每平方米千元价格左右徘徊，基本上只是房屋建安成本。由此可见，中央政府“一刀切”的政策效用就大打折扣了。

针对以上所面临的难题，房地产调控应重点做好两方面工作。

一是做到两个协同，即部门之间的协同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协同，这样房地产调控将形成中央各部门横向联动、中央和地方纵向联动的“合纵连横”的局面。

二是房地产调控政策的组合使用。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工具包”可以包括土地、财税、金融政策，保障性住房供应包括指令性地提高保障房比重、管制措施等一系列措施，并且根据不同地域、不同房地产市场发展情况给予地方政府不同的“工具包”，使房地产宏观调控更具灵活性和针对性。

毋庸置疑，以上多种因素决定了中国房地产调控的难度比任何国家都大。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广大的房地产专家、学者和管理者集中精力，组织队伍，深入研究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各种矛盾的成因和解决之道，服务并推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正确决策，促使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