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原则性的争论，还有一些细节在立法过程中争议很大。王建文回忆，在讨论法律文稿时，评估机构的选择权该由谁定，曾一度存在争议，因为把选择权交给地方政府这肯定是“最坏的结果”。但如果交给了被征收人，一个区域内可能有200名甚至1000名被征收人，如果半年时间选不出来评估机构又要怎么办？毕竟没有政府选择的效率高，但最终“不能因为出现选不出来的情况”，而在“选择权给谁”这个原则问题上发生改变。

沈岿则说，因为涉及的利益群体比较多，哪怕有相互激烈的对峙都很正常，关键是看决策层要做一个怎样的决策，在决策过程中要协调各方利益，做一个妥协。

执行难点

如何避免过激行为考验法院

北大法学院副院长沈岿认为，在未来新拆迁条例的执行过程中，不同的主体，包括政府、市县级人大、法院、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和规划部门都将面临不同的挑战，因此条例能有70%-80%的执行效果就不错。

【针对政府】 沈岿解释说，“公共利益”界定本身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但现在条例将“公共利益”界定的不少权限给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甚至可将一些商业利益跟公共利益“打包”在一起。这种“打包”未必不合适，但关键在于能不能真正有效地让公众参与，通过程序将不同意见纳入其中，这对政府而言是一个挑战。

沈岿还分析说，对政府而言，还有一个挑战是如何做到公平补偿。条例虽然明确补偿不低于市场价，但城市里土地使用权的形成曾有不同方式，中国社会变化比较快，前后制度之间的过渡比较短，有些历史因素形成的情况能否有针对性地对待。条例只是确定了基本原则，地方政府需要针对不同的特殊情况做到公平补偿。此外，条例的执行也会对规划编制机关构成挑战，如何能在规划环节做到更科学合理，不能换一个领导就换一个规划，这在现实中非常困难。

【针对人大】 条例的执行也是对地方人大的考验。虽然在“公共利益”界定中，只有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旧城区改建，要经过地方人大审议通过。实际上这两部分涉及的拆迁占相当大的部分，地方人大是不是等政府报上来就通过，是不是要经过充分讨论有区别地批准或不批准？

【针对司法】 条例的执行对司法机关也是一个考验。如果被征收人对补偿和征收决定不服，提起诉讼，法院能不能秉公裁决？在强制搬迁时，法院会否按政府意志裁决，如果行政机关有明显违法行为，法院会不会裁决强制搬迁不予执行？同时，法院在执行强制搬迁时，怎么面对被征收人的过激行为，避免危及生命的情况发生？

【针对评估机构】 条例的执行对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形成巨大的挑战。沈岿说，从原理上讲，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发挥中介服务功能，但这些机构过去很多业务都来自政府，跟政府关系非常密切。在当下，如何避免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作出有利于政府的评估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