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土地财政”增加了资本的成本。这不仅包括由于城市土地租金价格日益昂贵，自然资源日益稀缺以及由交通运输问题带来额外的成本，而且，土地的稀缺性和现有分布，也使得寻租行为广泛存在，成为腐败产生的重要诱因，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增加资本的成本。

最后，“土地财政”影响了产业结构调整，加剧了产能过剩。政府掌握的大量资金投向哪里，会对产业结构的变化产生重要的引导作用。多年来，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主要投向城市建设，刺激了建筑业、房地产业的大繁荣，带动了建材、民用电器、民用五金、民用化工等产业的发展，并导致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这条产业链基本处于低端，并占用了大量社会资源，这与中央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

三、社会悖论

社会悖论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土地财政”模式下，难免产生高价地进而产生高价房，有悖于国有土地为全民所有这一基本属性；二是在高价地、高价房的推动下，会导致住房不断向富人、富裕家庭集中，大多数市民百姓获得住房的能力减弱、机会减少，有损社会公平；三是城市扩展过程中，伴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而出现的区域化、间隔化，会使弱势群体难以享受教育、就医等公共资源好的空间。临近这些好的城市公共资源的，往往是强势群体的高档住区。比如，高收人阶层正逐步占据沿江沿河地带、近远郊森林附近、城市中心大型绿地周围等环境景观资源优越的区域。与城市社会阶层的分化相对应，城市的空间资源也被等级化了。

四、生态悖论

过度的“土地财政”，资本无限制的扩张需求，贪婪地掠夺一切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会导致城市空间、人口规模随着资本扩张激增的同时，自然资源的供应日趋紧张——尤其是不可再生能源。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通过土地资本这部“机器”，变成废气、废水和垃圾排放出来，使温室效应、水资源危机和城市垃圾危机愈益严重，生态链越来越脆弱，将人类的生存环境推向极限。

综上，笔者认为，破解土地财政驱动城市化的重要路径选择是：改革集土地管理与土地经营于一身的行政体制，分离政府经营土地的职能，有效评估与监控“土地资本化”的规范运作；同时允许农民的集体土地进入城市土地市场，通过市场机制运作，相关的收入可用于保障已变为市民的农民的长远生计，保障农民能真正得益；同时也有助于从源头上抑制土地财政的片面增长，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可持续的城市化。

（作者系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