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化离不开土地的资本化。在我国，最早的土地资本化就是城市土地批租制：1998年城市房地产改革则开启了“土地资本化”驱动城市化的新阶段。城市土地批租制使各级地方政府掌握了大量的土地出让金和用土地抵押的银行贷款，这成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最重要的一类资金来源，也不断推进城市版图的延伸。显然，当初要是不实行土地批租制，如今全国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会有如此大的成就。

2000年以后，以“土地资本化”为主要驱动力的城市化，日益演变成为各级政府的“土地财政”。一些地方政府不仅越来越依赖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而且还能获取包括建筑业、房地产业等营业税为主的财政预算收入。“土地资本化”（土地财政）驱动城市化的运作机制，使全国各级政府日益驾轻就熟地按照“征地—卖地—收税收费—抵押—再征地”的模式推动城市化。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开发商、银行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但是，以“土地财政”为核心的城市的“资本化”驱动，凸显出以下四大悖论。

一、目的悖论

城市化、可持续城市化的目的是为了让全体市民享受城市发展、城市繁荣带来的生活水平提高。但是，试图通过“土地财政”来解决城市化、城镇化资金不足，进而实现城市繁荣、城市发展目的的城市化，其实际效果是：在持续升温的“卖地”为民、“卖地”为城市发展、“以地生财”的目标追求中，手段成为目的。近十年来，各地土地出让金收入迅速增长，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不断提升。资料显示，2001年—200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达9100多亿元，约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35%；2004年，收入近6000亿元。2009年达到1.5万亿元，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6%左右。在有些县市，土地出让金占预算外财政收入比重已超过50%，有些甚至占80%以上。但这种透支后代人土地资源的“寅吃卯粮”的城市化方式，不仅没有让百姓享受到城市繁荣、城市发展带来的实惠，反而因80%以上的老百姓买不起房而感到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幸福感也日益下降。显然，手段（卖地以获取城市化资金）与目的（获取城市化资金为了公共服务最大化，为了百姓生活水平提高）的关系被颠倒、扭曲了。

二、经济悖论

首先，土地资本扩张加剧了土地稀缺，设置了自身扩张的空间障碍。马克思说过，劳动力是资本的轻步兵，资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们时而调到这里，时而调到那里。但城市的空间分离使劳动力居住地趋向分散化，空间功能的分离和失衡使劳动力的知识和技术结构趋于片面化，交通问题增加了劳动力的流动性障碍，劳动力成本面临劳动者的居住和通勤成本增加。这样，资本扩张的要素需求，不仅可能面临数量上的减少，也将遭受质量上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