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经济方面差距大，直接影响了北京在社会方面的表现。比较分析显示，伦敦等世界城市的平均得分是17.11分，北京得7.52分，差距明显。比如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北京是0.35万美元，伦敦等3个世界城市平均3.04万美元，相差近9倍；人均住房面积，北京是28.81平方米，3个世界城市是57.33平方米，北京几乎少了一半。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应大幅提高

记者：收入分配差距和贫富差距，跟伦敦、纽约、东京这些世界城市相比，北京到底有多大？

白志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衡量贫富差距的一项重要指标。北京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每个家庭每月139.52美元，只占到平均“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8.4%。可3个世界城市，这个比例是33.65%，北京低了15个百分点。所以，为了缩小贫富差距，北京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应该有大幅度的提高。

“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北京的“基尼系数”是0.22，3个世界城市的平均“基尼系数”为0.33。看上去，这个指标，北京比3个世界城市都低，但客观地说，北京的收入分配差距还是相当大的，对此政府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进行调节，这样才可以维护社会公平，和谐稳定。

记者：分配公平和贫富差距，其他世界城市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白志刚：当前，北京社会阶层利益关系协调的重点，是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注意公平问题。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具有某种程度的收入分配“逆向滑动”，由于重视不够或者措施不得力，反而使贫富差距拉大。

例如“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的速度，低于“家庭可支配收入”提高的速度，差距自然就拉大了。应该参照国际上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家庭平均收入的比例，不断提高保障标准。政府在相关政策的设计安排上，应该采取切实措施，向社会底层倾斜，化解阶层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减少微观层面的利益摩擦。

大城市病是腾飞阶段的通病

记者：现在，北京正面临一些难题，比如人口膨胀、失控，交通严重拥堵等大城市病。很多人认为，北京不宜居，幸福指数低。这是世界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通病”，还是北京才有的现象？

白志刚：外来移民大量涌入，人口大量增加，环境恶化，交通拥堵，住房紧张，这些是世界城市起步阶段的社会特征；人口数量虽然很大，但是增速下降，市区人口向郊区流动，城乡开始融合，工作、生活出现通勤模式，这些是世界城市腾飞阶段的特征。可见，北京已经经历了起步阶段，现在处于腾飞阶段。

建成世界城市，纽约用了100年，伦敦用了127年，东京用了117年。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走到现在，北京才用了30多年。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等难题，其他世界城市也经历过，只是不像北京，集中爆发。随着北京从世界城市的腾飞阶段，进入保持阶段，这些难题会解决。我刚才说过，这个过程，大约还要40年，也就是到2050年，北京完全可能建成世界城市。

北京金融旅游差距尚明显

记者：接下去的这40年，北京应该特别注意哪些问题？

白志刚：一个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不再以产业经济作为主导，金融业应成为核心，这是世界城市的一个主要经济特征。建设区域性乃至国际性金融中心，是北京走向世界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现在北京有了全国最大的产权交易所，可是与3个世界城市相比，交易量还是很小。

此外，3个世界城市，旅游都是主导产业，增长迅速。例如纽约，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去年上半年，旅游纳税还是增加了1/4。而北京，从2008年到2010年，旅游外汇收入基本停滞不前，还没有超过2007年的水平。

还有，建设世界城市，北京还要花大力气提高空气洁净程度，彻底整治河流污染问题。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的统计数字，2008年北京的总悬浮颗粒物为89，而纽约、伦敦和东京分别为21、21和40，北京比这些世界城市在空气质量方面还相差不少。与世界城市相比，目前北京的河流本来就不多，可都已被污染，经过多次整治，但大部分还没有还清，水的质量较差，不能用于农田和绿化灌溉用水，也不能用于景观观赏。

记者：结合北京目前的状况，对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还有哪些建议？

白志刚：北京应该以建设世界城市所具有的包容性，形成城市治理的新模式。培育宽松的公民社会环境、社会组织，加大公民社会建设力度。

纽约拥有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1.05万家，十年前，纽约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收入，就超过了480亿美元，远远超过制造业的收入，占纽约GDP的11.5%。

目前，北京开始重视服务性政府建设，民间组织得到发展，但市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还不够强，而从另一面说，让市民参与的渠道也不够多，也不够顺畅。

北京应探索公民社会的培育措施，城市治理的新模式。改变全能政府的定位，将一部分职能剥离出来给社会力量，支持民间组织参与社会服务。政府应通过举办听证会、座谈会以及其他有效措施，吸取来自民间的智慧，提高公民民主参与意识，鼓励公民参与市政建设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