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与不建，拆与不拆的过程中，我们丝毫没有见到群众的影子。按理说，政府政府作为公共服务部门与公共管理部门，对于城市的规划、建设都是为了群众。投资该项目的单位是统建办，尽管该区宣称这是企业运作的一个事业单位，损失的不是政府财政的钱。但是说穿了这些间接损失损失的还是老百姓的损失。既然城市建设与群众息息相关，那决定千万项目存亡的何以是上级领导的不喜欢，而不是百姓的好恶呢？

重复建设已经不是一个新话题，近期就有丹东投资数千万元建筑建成两年被拆，郑州火车站百万候车亭建成遭强拆的报道见诸报端。我国在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初已经有了一次重复建设的高峰，当时大量的低效率的重复建设项目上马。政府曾花费相当大的时间和精力来治理。朱镕基总理也曾表示：“历史经验一再证明，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图虚名必招实祸。”土匪般的建了又拆，给国家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贻害无穷。2009年国家出台《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时规定》，对“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领导干部依法问责，然而因重复建设损失的隐蔽性，在轰轰烈烈的建设热情中，这把“问责”的尚方宝剑并没有起到该有的作用，至今鲜有听说有相关领导为重复建设带来的的巨大损失负起责任。

政府机构包办整个项目的立项、拍板、上马、甚至是几千万损失的推倒重建。却没有外部力量的介入，没有民间力量的监督。普通人家建设一个房屋尚需十几年的筹划准备，而一些地方政府却如同搭积木一般，想建就建，看着不喜欢了，就拆了重新搭。

不妨来看看国外，我国建筑的平均寿命仅25-30年，而英国、法国、美国的建筑统计平均寿命分别为132年、85年和80年。而邻国日本，其很多城市项目规划都可以追溯到二十年前。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做出的详细规划方案，历经日本经济泡沫的八十年代与经济衰退的九十年代，到目前仍然发挥着指导性的作用。我国和外国的建筑历史差异，除了观念的差异外，法律的约束力不同也是重要原因。这些国家都把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新进了法律，英国有凯斯福特报告，美国有市民参与阶梯理论，日本有规划方案意见听取会。法律保证市民的参与，才能让建设规划更透明，更理性，更体现民意。而很遗憾，我国并没有相关法律保障公民参与城市规划。

记得西方的政治家有句名言：有时候，宁可什么也不做，也比做一个愚蠢的决定和行动好。胡锦涛总书记在去年底的政治局会议上分析今年的经济工作时强调，“要防止乱铺摊子和盲目重复建设”。要不要建，要不要拆，听取领导意见的同时，不妨也听听群众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