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规划理论可以分成不同的“代”，但是本身分代也是可以讨论，没有一个定论的。“代际”的变化是渐变的，对中心点扩展变成了一个面，再成了一个新的理论。第一代是理性模式，我们看到是《雅典宪章》、功能、人跟城市的关系，很少的谈到人和人的关系，人跟自然的更少；第二代倡导性规划，讨论比较多的是人和人的关系，人跟城市、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三代越来越平衡，关注到人和城市、人和人、人和自然的关系（见表1）。要建立中国自己的城市规划理论的话，要克服对第一代的过度依赖，认清《雅典宪章》是一个理论不是实践。

表1 现代西方规划理论的代际变化

规划实践： 城市房价•城市结构•城市形象

当前中国城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均和理念误区有关，包括城市房价（和决策模式有关）、城市结构（和城市交通有关）、城市形象（和生态城市有关）、区域发展（和规划目标有关）等方面。下面试做一些不成熟的探讨。

一、房价问题

首先，舆论应该大力宣传“拥房不是城市居民唯一的居住形式”，看看调查表（图1），这是一个关于人均GDP和拥房率的关系的调查，拥房率最高的是西班牙。西班牙人均GDP34OOO，拥房率接近90%。人均拥房率最低的是瑞士，人均GDP最高。中国的普查报告告诉我们，我们的人均GDP是360块，拥房率达到82%，这不是政府的事情。如果一个年轻人把所有的钱付了首款，手里就很少有流动资金创业。把房子买在一个城市以后，如果其他城市有很好的创业机会，就会舍不得走。所以过高的拥房率起码在这个两点上不利于年轻一代的流动和创业。

（图1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及拥房率）

其次，解决住房不一定就是靠政府解决廉租房，这样又回到了一切依靠政府的老路上。大量政府建造的廉租房，在未来可能带来一系列问题，包括维修管理及资金、分房中可能的腐败、低收入者集中在廉租房地区带来的社会问题等。审视1930年代以来美国住房政策的演变，有很多相似的教训值得借鉴。其中的正面经验是，政府通过鼓励性政策，调动企业、社会的力量，共同建造出租房。在中国同样应该调动各方力量。例如，在一定时期内，保留城中村，同时在其中引入现代基础设施，以满足低端租房者的需求，不失为一种过渡期的解决办法。对于城中村，不应该政府全包，政府所要做的就是疏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