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1世纪已经过了10年，有一些新的东西到目前为止还跟我们所规划、所希望建设的城市没有大的区别。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市建设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城市发展中的问题也同样有目共睹。交通、环境、房价等问题向来被认为是“大城市病”，所以发展小城市成为国家城市发展的既定方针。但是近年来对中国小城市做的调查发现，小城市中间出现了严重的交通问题、环境问题、房价问题。是什么道理？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是由于城市的决策和城市规划的理念缺少变化。

在现行的城市规划中，相当大部分仍然依照20世纪的建设理念及规划理论作为指导。我们所公认的城市经典就像是仇保兴博士的发言中提到的那样。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联系过，但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对于《雅典宪章》对我们的影响，产生了共同的感想。

以《雅典宪章》为代表的所谓“第一代”城市规划理论，虽然对当时的城市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但是存在着重大缺陷，主要在过于注重规划成果的完美合理，而忽视规划过程的公平透明，也就是忽视了城市理性。所以在1970年以后，发达国家提出第二代、第三代规划理论。对这样的一个新的规划理论的认同，并且在城市实际建设中体现出来是让政府、企业社会共同来参与城市建设，这比第一代城市规划理论有相当大的进步。但是在中国，现在依然能看到第一代理论影响决策者和规划师。

《雅典宪章》是一批建筑师起草的，所以把城市当作建筑物的扩大，把城市规划当作建筑设计的扩大，把规划图纸等同于建筑蓝图，规划师的工作就是“描绘美好的蓝图”，而城市建设则完全依靠政府来“落实规划意图”。这么一个心态，我们现在仍然存在。这种由城市领导人（“业主”）提出构思，委托规划院画图到城投公司实施，缺乏社会、市场两方面参与的决策过程，依然是今天中国城市建设的常态，也是城市问题的根源。

在未来，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的挑战会是什么？在做城市规划的过程中间，怎么样想办法在注重规划成果和完善规划过程中找到一个平衡，建立一个政府、市场、社会共同运作、互相制约的决策机制，这种机制是解决现在很多城市问题的根本途径。包括主要领导认识到、落实到具体的城市的时候，怎么样得到贯彻。

中国城市的持续发展有赖于与时俱进地对理念进行改革，其中心是根据中国特点，在注重规划成果和完善规划过程两者中建立平衡，既防止回到政府包办一切的计划经济，又防止完全依靠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应该建立一个政府、市场、社会共同运作、互相制约的决策机制。如果面对问题不是向前、从进一步改革中寻求出路，而是倒退，甚至企图回到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改革开放前的做法中去，则中国城市问题将无解决之日，中国复兴也可能重生波折。

规划理论：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就“纯”规划理论而言，通常把理性规划模型 (the rational model) 当作第一代规划理论，关注的是规划的科学理性（工具理性）。到第二代规划理论看到这个所谓“理性模型”中间存在很多的不足，焦点转向规划过程的公平性，强调对弱势阶层、弱势群体的关注。到了第三代规划理论，规划师的工作又退一步，专项协作性规划，关注的是规划过程中新的价值理念，就是说要一个集体理性。

加州伯克利大学里特尔（Rittel）认为，第一代规划理论希望解决的是科学地处理物质性规划问题，使不利因素变得有用，可以称为“驯化”问题（tame problems），它们一般是可以解决的。第二代规划理论希望解决的是社会性规划问题，这些问题是“恶性”问题（wicked problems），因为这些问题的原因和后果往往互为因果而难以区分，又缺乏评价标准，所以往往是无解的。

近日，西班牙的熊旺特（Schonwandt）提出了一个新的第三代规划理论，企图把当代欧美规划理论中的三大主流即协作性规划理论、后现代主义规划理论、后实证主义规划理论统合起来。他把规划师的工作称为构建一个理想的“规划世界”，而不同的“规划世界”则基于不同规划师对于外部“生活世界”的不同理解，这种理解称之为“认知世界”(Cognitive world) 。他认为“规划世界”和“认知世界”的互动、互相纠正乃是规划师工作的中心。

我是将“规划工作中的理论”不很科学地也分出第一代、第二代及第三代：

第一代“规划工作中的理论”以1930年代的《雅典宪章》为代表；第二代以20世纪7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为主导；第三代理论包括1980-90年代后出现的新城市主义、精明增长、可持续发展等一批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