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的问题很复杂，它不像城市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有一个独立的市场交易价格。在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情况下，集体土地没有一个独立的可参照的市场价格。而据不完全估计，现在70%—80%的拆迁发生在集体土地上，暴力拆迁、野蛮拆迁也大部分发生在集体土地上。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我们的立法者要对《土地管理法》进行“大修”，才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不是在细枝末节上来回纠缠。

时代周报：这个通知，是不是会划出一道底线，在面对民众以生命对抗强制拆迁时，必须要停止？

沈岿：或许有这样的正面作用。但是，如果反过来说，是不是也会对民众的极端行为造成鼓励？从尊重生命的角度来讲，我们不鼓励这样去做，尽管如果置换一下角色的话，有可能我也不得不选择这样。我们同情、理解采取极端行为的人，但如果人人都把自杀自焚等极端行为作为对抗拆迁的有利武器，到底是好是坏？万一大家都认为我只要采取这样一种“威胁”的手段，政府或法院就一定能够停止执行。那么，这个社会会是什么样的？想想都让人感觉很恐怖。

根本问题是修订《土地管理法》

时代周报：《紧急通知》第六条说，“各级法院要依靠党委，事先向党委报告，要相互协调配合，同时又要‘裁执分离’，法院审查，政府组织实施。这两点是不是有矛盾之处？分别各自保障什么？

沈岿：实践中，地方政府做征地活动，地方党委肯定也是意见统一的，建设项目肯定要推行下去。政府一方要保证项目顺利推行，被拆迁人一方不愿意拆迁，才会涉及到强制执行。而强制执行又可能会引起一些恶性事件，甚至是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所以，法院向地方党委报告，实际上就是要沟通可能存在的社会稳定风险。通过这种报告制度，让党委统一领导和协调，预防可能存在的这种恶性事件。另外，“裁执分离”是法院只负责根据政府申请来裁定要不要执行，如果要强制执行，具体组织实施还是由政府来做。《紧急通知》中提到的党委、政府和法院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可以看得出来，通知仍然强调党委是一个领导者，法院审查认定确实需要强制执行，有可能会带来社会不稳定的后果，就要向地方党委汇报。在中国现实的政治和行政体制之中，向地方党委报告和裁执分离并不矛盾。

但是，在最高法院发布的文件之中，明确说明各级法院要依靠党委领导，是少见的。如果严格一点批评的话，肯定有人会质疑，法院究竟能不能做到宪法上规定的审判独立？

时代周报：显然，《通知》也认识到，法院在强拆中可能会遇到的地方压力，所以里面也提到说“对不具备交付执行条件的案件，凡遇到来自有关方面的压力和不当干扰的，必须及时向上级法院和有关机关报告，坚决防止盲目服从、草率行事、不计后果的情况发生”。但是，向上级法院报告对于排除压力和不当干扰，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沈岿：如果地方党委、政府一致认为，为保证建设项目顺利进行，地方法院必须强拆，那么，地方法院向上级法院报告，上级法院又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个人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句空话而已。

至于“有关机关”。中国的现实是，上下级政府之间，真正是出了问题才会去严格地监督。更何况，下级政府会认为，就连上级政府都是这么做的，又为什么不让我们这么做？所以，很多时候，除非已经出现恶性事件苗头，会影响到上级领导的乌纱帽，否则，下级政府给法院施加压力或不当干扰，上级政府一般不会采取什么制止措施。

再退一步说，地方法院真要碰到事，它敢向上级报告吗？以地方法院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不报告可能没什么，报告了地方政府将来说不定给法院小鞋穿。

时代周报：这个《紧急通知》虽然只在官方网站上面挂了一天，但转载率已经非常高了。有很多人称这个《紧急通知》为“血腥拆迁的终结者”，你觉得会这样吗？

沈岿：这个《通知》如果执行得好，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现在的暴力拆迁、血腥拆迁。但是，这仍然是在细枝末节上下工夫。真正要结束暴拆、血拆，最要紧的任务就是完成《土地管理法》的及时修订。我在此强烈呼吁全国人大、国务院尽快将土地管理法修改草案公开征求意见，通过充分的全民讨论，将土地管理制度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然后，进行财税体制和城乡规划制度的改革。因为，土地财政制度是征收拆迁的制度环境，若这个不能改变，地方政府还是会加紧征地建设。此外，在征收拆迁的工作环节中，规划环节是上游环节。规划的制定要合理化，要听取公众意见，要保证大多数人的认同，那么，将来在征收拆迁的过程中才会把问题缩小到最小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