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瀚泓，时尚生活中心总裁。生在香港的黄瀚泓，在多数港人还在满足于安居乐业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就频繁将脚步踏上内地的土地。1988年至1990年，在北京从事国贸重建，1990年后回港两年，1992年去广州创业，随后又前往上海。这一去就是18年。在他看来，与国际接轨的上海越来越有跟香港相同的城市气场，不仅如此，上海更是冒险家的乐园。而他潮州人血脉中流淌的冒险以及实干的精神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

黄瀚泓的成功、知名度与一个个地产项目密不可分。新天地、8号桥、水都南岸……城市对他来说，不仅是生活的空间，更是理想的实验场。他将城市生活的脉络烙印在石库门中，又将现代元素凸现出来；他将创意凝聚在破旧厂房里，挖掘出由废弃向时尚华丽转身的可能；更夸张的是，现在的他开始更彻底、更全面地实践自己的城市理想———有产业、有商业、有生态的城镇综合体，它依附大城市，却又充斥着独立的气场。对他来说，Sim City（模拟城市）不再是场游戏，而是他的工作。

与其他被采访者不同，城市观不仅是停留于天马行空的乌托邦式的创想，也很难有理论化的长篇大论，在他这里，城市观已经走到实操的境地。

香港城市的土地政策不可取，向香港借鉴一定会失败

新天地的成功在于，中老年人感到它很怀旧，年轻人觉得它时尚，外国人觉得它很“中国”，中国人则认为它很洋气。老上海的生活脉搏在这里跳动，但又明显感觉到年轻现代的时尚元素。“如果为了建设新城市，完全摒弃城市的历史，则是挖断这个城市的根。”新天地的幕后策划人黄瀚泓说。在他看来，文化创意与商业地产的结合，让商业价值更高的同时，更是给城市延续血脉。

“新天地有其特殊的背景。因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旁边不能看到高楼大厦、有些房子不能拆，所以这个项目有点戴着镣铐跳舞的感觉。”黄瀚泓说，“我们到东京、纽约、伦敦这些大城市去考察，发现繁忙的城市都有个相同的细节，就是注重文化。商务旅游的人不愿意留在酒店或者商场，需要找寻城市中有故事的地方，但同时又必须是自己熟悉的环境。这给了我们启示。纯商业不一定能吸引人，商业只是服务好、方便。而且，不管建立多么顶级的商场，总是有一天会被其他更新的所掩盖。但内部曾经住过什么人、发生过什么故事则是来者感兴趣的，也是不可被取代的。这是城市文化赋予商业可持续发展的可能。”

对一个香港人来说，黄瀚泓的观点有点出人意外———香港城市发展的商业化烙印并没有刻在他的身上，相反，见惯高楼大厦的他，提起这种城市规划显得有些恨恨的。“香港就是太商业化，老房子全部拆光。近几年有人开始呼吁保护。不过，这种保护单有外壳的保留，没有内容。即便有，也是沦为了吃喝玩乐的场所。”

在城市化进程被鼓吹并夸大的今天，在强拆愈发成为社会问题的当下，城市历史已然成为不少城市光鲜外表的牺牲品。连三、四线城市都恨不得推平城市，一下子建起100层高楼，虚荣让不少城市没了根。

“香港的土地政策是不可取的，这是在香港特殊环境下的特殊案例，如果哪个城市要取经香港则会失败。香港土地太稀有了，政府习惯拿高地价作为财政收入。假如一个城市的主要收入是靠土地成本的话，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自己不断地推高地价，而产业没法发展，城市内没有实业支持。这就像是在吸毒，越吃毒品越多，而城市实际在衰弱。”黄瀚泓说，“现在很多内地的城市在吸毒。”

盲目建设创意产业园，其实是为城市制造疮疤

黄瀚泓对于城市历史的钟爱不仅限于新天地。2003年，他由于自己需要用办公室，将目光瞄准了卢湾区的7栋破旧厂房，用8座桥将其连通，并称之为“8号桥”。他没想到的是，项目完成之后，这里不断地迎来参观考察之人，被称为“创意产业园鼻祖”。

“这个8号桥从设计的创意到创意产业的积聚，都显示了创意的魅力。这里聚集的是被称为生产幸福的2.5产业。2.5就是介于二产与三产之间，将生产里面的设计、展示留在这个城市。”黄瀚泓说。

事实上，当下中国每每提及创意产业园区，就会将之吹捧为城市文化的新绿洲，城市文化的新表情。似乎有了创意产业园区，城市就会拥有了文化的脉搏，就贴上了创意的标签。不过，对2004、2005年起席卷各大城市的这一创意产业园风潮，黄瀚泓并不看好。“产业聚集的发展会有一定的限量，不能不断地无限地有。很多创意产业园成了酒吧与餐饮企业聚集的消费场所，有些则是产业聚集后又空置，成为城市中的疮疤。创意产业园必须有招商与运营能力。”黄瀚泓说，“首先这种创意园区不是所有城市都能做，只有北京、上海、深圳这几个有创意人才储存量的城市才有需求，现在很多三线城市都在追风做创意园区。其次，关键不在于创意与否，最关键在于产业聚集，要在不同的城市针对适合发展的产业中有高价值的部分进行聚集，产业园需要与下游对接。它存在的位置也需要城市中其他商业、住宅配套的支持。最后，需要有专门的运营中心，跟政府申请资金扶持，推广宣传，保持园区内企业知名度，让其可持续发展。”

大城市的发展多不均衡，新市镇或可解此顽疾

越是见多了高楼大厦的人，越是追求低密度的人性化人居环境。黄瀚泓亦是如此。在他看来，最舒服的城市不是高楼大厦的香港，而是大城市周边的市镇。

“法国南部就有新市镇。低密度，居民也不是穷人，都是有教育有文化的人。在小市镇中也有商业街、办公、银行，生活方便闲适，有着当地盛产的薰衣草产品，也有精品酒店。不管是长期居住，抑或是周末度假，都是舒心的地方。城市发达的交通网让回归城市也方便。我现在的计划就是创造一个如此的微型城市。”在外人看来，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人就是这么幸福。可以按照自己想法、观念去创造城市，而不只是将这些看法停留在口头笔尖的理论探讨，抑或是将对城市的批评发酵成不满的牢骚。事实上，黄瀚泓的这些设想完全是建立在他当年在香港学习会计以及此前市场营销工作所练就的冷静、理性、严谨的思维逻辑。

“大城市的发展将会带来很多问题。例如，香港发展的弊端就是存在着像天水围、半山这样的两极分化。居住在天水围这些地方的人周边没有就业机会，需要乘坐交通工具前往，交通成本高，又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回家晚孩子没人看管，城市商业中心、住宅区分就会容易引发社会问题。多建马路是没有用的，而是要将人分散到各个地方。”黄瀚泓说，“而新市镇则是依居在这些大城市旁边，拥有自己的产业，这不是单一产业，而是产业链，上下游都聚集在一起，配以住宅、商业配套、生活配套、旅游配套……”

事实上，这种想法已经在进行中。在上海，黄瀚泓与手工艺、设计产业合作推出了朱家角“水都南岸”。他表示，在北京，打算与电影产业合作，在深圳，打算与深港两地的创意设计领域合作，共同打造出具有独特产业与社区风情的微型城市。一场由黄瀚泓城市观念编程的现实版Sim City正在“游戏”中。

■深圳观

深圳的创意园有向景点过渡的趋向

我对1997年左右的深圳印象很不好。过关很乱，港人经常被抢、被偷。我当时认为，这是一个没有文化内涵、纯商业发展的区域。现在的深圳感觉不错，特别福田附近，真的能感受到深港一体的便捷。深圳需要吸引设计师、艺术家、音乐家等等创意人才入住，有深度的人住在这里，才能慢慢培育出城市的文化配套，挖掘出城市的文化内涵来。

对深圳的创意园区，我认为环境不错，也聚集了一些人才，但似乎变成了景点，很多餐饮企业聚集。不是说这样不好，但创意产业园需要既是旅游景点，更要是产业孵化的基地。这需要园区积极地提供功能性的支持，组织交流活动、举办培训课程，不然产业聚集的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