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北京市的“城市病”问题逐渐受到广泛的关注，如人口过度增长、房地产价格过高、交通拥堵及环境污染等。很多人提出学习国外大城市经验，在北京市周围建设卫星城，例如将昌平、顺义、通州、怀柔、平谷在内的14个区县建设成为卫星城，这一做法也多次被写入北京市城市规划当中。但是卫星城究竟能否医治北京市的“城市病”问题呢？

韩国、印度和中国都有许多相似之处，选取它们作为参考，对于北京治理“城市病”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韩国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积极地推动卫星城的发展，以控制首尔的人口增长。在1989—1992年间，政府批准新建5个卫星城，并以服务业为主要经济支柱。为推动这些卫星城的发展，韩国政府进行了大量的交通投资，如在汉河上建立了多座大桥以及连接中心城和卫星城的地铁等。

印度孟买政府为了应对快速的人口增长、不断恶化的基础设施及严重不足的社会服务，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及70年代早期实施了发展新孟买的计划。新孟买坐落在旧城港口的另一侧，城市发展模型按多中心模式发展，或称为节点模式，沿着主要的交通干线发展。每一个节点计划最终容纳至少10万人，企图在每个节点内实现就业与住房的平衡，提供必要的社会服务和设施，如学校、购物中心、娱乐场所和医疗健康中心。到1991年，政府总共建立了20个节点。此外，印度的德里也试图通过卫星城的发展来控制城市规模。

然而，以上政府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中心城市的人口，但卫星城发展带来的问题及其相应的成本，可能远远超过其所带来的效益，造成低效率发展。这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卫星城分散或截流人口的效果不佳，就业与居住不平衡，高通勤成本，卫星城的低可持续发展。造成卫星城低效率的主要原因如下：一是卫星城的产业与中心城市有一定的重复与竞争；二是许多卫星城承接主城转移的部分产业，但这些产业未必适合卫星城的发展，这两点都导致了卫星城的不可持续发展；三是卫星城成为中心城市的所谓“卧城”，房地产投机盛行，持续的低水平发展；四是就业与居住分离，通勤成本大，降低了中心城市与卫星城的联系。

当前，北京市的卫星城入住情况很不理想。如昌平区作为北京市较早建设的一个卫星城，成为一个房地产开发热点地区，但直到今日，昌平区的住宅小区中依然只有很少的人入住其中。同样地，燕郊地区目前有90多个住宅小区，在2008年交房的社区中，一些社区现今的入住率都不足33%。这些大量空置的卫星城，未能实现解决北京市“城市病”的初衷，同时也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和卫星城本身的不可持续发展。这无疑是在用事实有力地说明建设卫星城并不能解决北京市的“城市病”问题。

北京市要想治理“城市病”，具体做法应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不能单靠北京市一个城市建设卫星城来解决“城市病”，必须建设北京市与周边城市的都市圈，统一规划，注重产业分工与协作，形成产业链，避免产业竞争与重复。周边县市不能只是一味地接受北京市淘汰或者转移的产业，而应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发展不同的特定产业，如农业、工业及旅游业等，而北京市可以利用其优势发展商业及金融业等。这样可以使得北京市和周边县市都能依照自身的优势发展优势产业，形成可持续发展，进而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同时也能使得就业与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减少上下班的通勤时间，提高效率和生活质量。

第二，北京市与周边县市都必须将房地产作为配套产业发展，积极发展其他的支柱产业。例如北京市发展金融业及商业，就可建设高端住宅。这样可以保证北京市及周边县市的长远发展，并且能够尽量使得人们的就业与居住在同一个地方，防止周边县市变成“卧城”或是成为房地产业投机盛行之地，同时也避免了人们每天较长的通勤时间，提高了效率。但是在一些适宜发展房地产的县市，可以将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

第三，在北京市与周边县市的联系上，可以利用现有的高铁技术，减少通勤时间，简化乘坐高铁的程序。例如在周边县市建设高铁站，实行自动售票，将高铁与北京市内的地铁相连接，形成高铁、地铁及高速公路一体的立体式交通网，打造北京市的“一小时交通圈”。在周边县市大力建设基础设施，使得它们真正适合工作和居住，减少北京市的基础设施压力。

第四，在现阶段或短时期内，都市圈应以北京市为中心，在产业分工与互动的基础上，快速发展周边县市，形成真正的集聚效应，以北京市带动周边县市的发展，周边县市的发展促进北京市及都市圈的发展。在未来，可以形成多中心的模式，维持和激发都市圈的活力以提高都市圈的国际竞争力，创造与传播独特的都市圈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