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能对现代社会、现代人的生活产生参考性影响

首先，就意义论层次的现代化来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统生活方式所反映的精神信仰和生活情趣，至今也还具有超越生存需要的人文价值。因为，人类迄今为止的文明史似乎总是伴随着这样一种悖论：在技术上的每一点进步，社会分工、协作和交易范围的每一次扩大，人的满足感或幸福感理应随之不断增长，但事实上人们却常常发现自己与自然、与他人、与天真、完整的生活越来越疏远、隔膜乃至敌对。从中国古代的老子，西方近代以来的卢梭等人文主义思想家，到马克思，甚至到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对人类历史的这种缺憾似乎都有着特别清醒的意识。甚至有不少人还程度不同地表现出对人类童年时代的向往，并怀着在更高阶段上“还给”人类天真、完整的人性和丰富的生活情趣的理想。从这方面看，人类文化的演进就不是替代式的、“一次性”的，而必然是累积式的、“重返性”的。为了不至于迷失理想的生活方向，人类在前进的道路上总会，而且也需要不时地左顾右盼、回头张望，并借此以确定理想生活的参照。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至今犹存并受青睐，从根本上说，或许就在于它以丰富的形式和相对天真、质朴、完整的品格，给现代人的生活提供了某种参照和选择的可能。更何况，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自然环境比较恶劣、物质生活资源比较匮乏的境遇中，充分发掘和利用民族传统文化本身的资源来满足心理、精神上的需要，对于他们消减因物质生活困乏带来的无奈，以此维持和增加生活的自足感和幸福感来说，还是必须的。

其次，在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生存论层次上的边缘化，绝不意味着它们在意义论层次上也一定会边缘化。因为，“每种文化构成了解释世界和处理与世界关系的独特方式，世界是如此的复杂，以至于只有以尽可能多的角度来观察它，才能达到了解它和与它相处的愿望”。［4］毕竟，文化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既出于生存的需要，更在于保证生活的充实和幸福，在于使人获得艺术化的生存——“更加诗意的栖居”（海德格尔语）。难怪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针对现代性的缺陷提出，观察世界并非只有一种视觉，而是有许多种；每一个个体的生活和思想都是一种叙述方式，都有其合理性，并非只有一种“大叙述”；每一种理想都有各具价值，各有其存在理由，并非只有一个理想王国。他们推崇文化互补意识，认为如果说第一次启蒙的口号是“解放自我”，“第二次启蒙”的口号就是“尊重他者”，尊重差别，并强调多元文化互补特别是东西文化互补的重要性。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更是进一步提出要将第一次启蒙的成绩与后现代主义整合起来，从而超越工具理性，呼唤审美智慧。在他们看来，工具理性使人们难以摆脱以功利为目的的行为动机，而审美智慧是一种建立在有机联系观念基础上的，以真善美的和谐统一为旨意的整合性思维。在这里，科学思维、理性思维、感性思维、宗教思维、艺术思维得以相互补充、相互丰富。在此之前，受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现代理性是以排斥感性、情感价值和美为前提的，而审美智慧则强调亦此亦彼的和谐思维。对于城市化、现代化引发的文化全球化的危险，中国哲学“和而不同”的原则和重“情”的传统给了我们最深刻的启示。《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伯阳父（史伯）同郑桓公谈论政局时第一次区别了“和”与“同”的不同概念，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他说：“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而中国文化历来强调“情”的价值，如完成于公元前2世纪之前的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记载：“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性自命出，命白天降。”这一切文化传统，正和“第二次启蒙”所倡导的审美智慧即整合性思维正相呼应。因此：一方面各国、各民族要充分地相互尊重，通过对话来欣赏他者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只有深刻地认识自身文化，才能在全球文化的图景中找到民族文化的定位，并赢得全球的普遍关注和诚恳的尊重。少数民族如果要保证自身文化在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张力中稳健前行，就要首先深入民族文化传统，然后在中西文化互竞当中全面展现民族智慧的魅力和价值。事实上，从世界历史和全球化、城市化的视阈看，这不仅是一种文化责任，也是一种历史责任，不仅关乎民族文化的方向，也关乎全球文化的前景。不过，最大的问题在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如何“适履”，即什么应该传承下来？什么应该放弃？这个问题就是学界普遍提到的“文化自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