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14日，吴良镛先生在90岁高龄荣获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以吴先生的高龄和两院院士的身份获得这份殊荣，可能并非他本人“孜孜以求”，但对业内来说，是一份震动和惊喜。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及总建筑师崔恺认为，吴良镛先生用毕生精力创建了中国人居环境学，是非常重大的科技成果。吴先生能够得到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足以说明国家对人居环境科学所取得成就的肯定。

这也是长久以来，城市规划学这一门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学科，第一次因为个人的成就而受到如此广泛的社会关注与认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吴良镛，这位投身规划设计业60余载的建筑人，让发展时间不长的中国规划设计学晋身科学殿堂顶端，与其他传统学科“平起平坐”。

吴良镛一生的梦想是，创造良好的、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能诗情画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他认为，一位真正的建筑大师，不是看他是否设计出了像埃菲尔铁塔一样流传百世的经典建筑，而是看他能否让自己国家的老百姓居有定所。

基于此，吴良镛创建了中国人居环境学，并不断丰富其内容，完善其体系，将其作为解决中国城市建设问题的经世致用之学。他提出以建筑、园林、城市规划为核心学科，把人类聚居作为一个整体，从社会、经济、工程技术等角度，较为全面、系统、综合地加以研究，集中体现了整体、统筹的思想。业内专家认为，吴良镛学术体系中最有开创性的内容就是人居环境学。人类居住环境学对我国城市建设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也给建筑业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但现实的窘迫是，作为梁思成先生的学生和同事，吴良镛尽管一生反对古城大拆大建，却难阻止梁林故居被“维修性拆除”。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对“菊儿胡同改造”尽管做出了保护与开发平衡的有效探索，却再无后继效仿者出现；人居环境学的研究成就，尽管能得到国家科技奖的高度肯定，却依然经常为广大城市管理和建设者所漠视。

因此，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吴良镛先生，在城市建设非常规进行的当今中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吴良镛认为，数十年间，中国城乡发生的变化虽然巨大，却没能避免西方城市建设过程中的“城市病”。

更让吴良镛愤慨的是，近年来，国际上形形色色的外国建筑流派蜂拥而至，对我国城市建设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认为，很多未经消化的舶来品，破坏了城市原有的文脉和肌理，导致有的城市成为外国建筑师标新立异的建筑设计实验场。吴良镛在很多场合都强调：放弃对中国历史文化内涵的探索，将导致误解和迷失。不是不能借鉴西方建筑，但不能照搬照抄，拾人牙慧。

比如，吴良镛曾直言不讳地批评一些城市，“重经济发展、轻人文精神；重精英文化、轻大众关怀；重建设规模、轻整体协调；重攀高比新、轻地方特色；重表面文章、轻制度完善。”在推土机的轰隆声中，偌大的城市，这里那里，往往是挖了又填，填了又挖，成了一片无休无止喧闹的工地；贪图城建大跃进而忽略人文精神、大众关怀，并不是个例。

再比如，吴良镛痛陈一些城市把“好的拆了，烂的更烂，古城毁损，新的凌乱”，他质问：“城市能像一个金属器皿任人随心所欲地打造吗？”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除了一些官员浮躁的政绩观主导之外，还与真正懂行的建筑界专家被边缘化有关。他感叹，“城市建设的危机，实际上是地方意志、部门意志、长官意志在作祟，是文化灵魂失落的表现”，“中国建筑规划市场热火朝天，为何中国建筑师一般只作为合作者，充当配角？”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主任徐伟在吴良镛先生获奖后曾说，一个人难以改变世界，但一个健全的制度却可以，中国城市的发展需要唤起公众的力量，尽快建立起行之实效的公众参与制度，让民众和吴先生等专家学者一起投入到城市建设的监督和实践中，让城市发展少一分浮躁，多一份精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将人居环境理论的精髓深入运用于实践。

这或许是国家科技奖授予吴良镛先生更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