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时代的对比，当中国明王朝建筑走向保守之际，欧洲却出现了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纵观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建筑表现，其经典项目体现在15世纪佛罗伦萨建筑师布鲁莱内莱斯基设计的圣洛伦佐教堂和佛罗伦萨大教堂屋顶，此阶段意大利建筑师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在科技与艺术上的天赋受到推崇。

到了19世纪中叶，在中国的满清王朝陶醉于自己的“康乾盛世”，不顾在鸦片战争中的败仗，斥巨资建造北京的“三山五园”时，大英帝国则用技术含量更高的建筑来表现自己的辉煌，它用的是象征永恒统治的石造实体构筑，1851年世界博览会建造的“玻璃宫”则是体现其工业和技术成就的建筑形式。尽管在那些热衷于“永恒”的新哥特或新古典主义的标志建筑人士的眼中，玻璃宫不过是一座临时建筑而已，但1887年~1889年建造的巴黎埃菲尔铁塔是玻璃宫生命力风格的继承与发扬。

建筑文化发展的主要命题与建言

文化部原部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王蒙在《北京的文化与记忆》一文中说“文化、文史都是一个积累和记忆的过程，没有记忆就没有文化”。他列举的大量北京城的记忆都有城市变迁问题，都有胡同及四合院作为背景，在这个文史记忆中，建筑的载体作用十分明显。

现如今，各类城市文化展涌现，但那些斑驳影像中的文化建筑显影尤其令人关注，任何再崇高的文化理念，也要落实到城市现象、城市生活中，其中具有本土文化的建筑令人难以忘怀。建筑在这里几乎成为检验城市文化的标志，在当下很难设想一个城市、街区、社区的文化建设好与劣，可以抛开建筑文化不提。

中国传统建筑的毁灭与消失虽是旧话重提，但应再提及。据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结果，虽有些传统优秀建筑已纳入抢救和保护名录，但城市化的推土机仍在荡涤着它们，这里不仅有自然损坏及灾害损毁，维修过度乃至翻新错误外，更有地产开发拆毁、城中村改造拆毁、城市建设破坏拆毁的情况，突出表现了城市管理者缺少文化自觉及文化保护意识。

据卫星观测，北京有四成文化遗产荡然无存，北京文物局公布的539座受保护的四合院已拆掉200座。再从当代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的一系列作品看，六到七成的设计作品属模仿和复制。笔者一直在想，政府及学术界一再倡导“自主创新”，设计界（含产品设计）何以不好好响应呢？本来，个性是设计的第一生命，为什么至今有那么多青年学子仍旧认为设计是西方的，中国根本就没有设计呢？

今天的中国设计界怎么了？本该以五千年文明而自豪，为什么缺少了文化自信，一定要让大批外国建筑师（二三流设计）占据中国的城市市场呢？

单就建筑设计这方面看，宿命地被处于落后文化的国人，不应自卑自贱、自暴自弃，要在引进并借鉴西方设计师的文化时，干出中国建筑文化的底气来。中国的梁思成、刘敦桢、童寯、杨廷宝、贝聿铭等无疑令国人骄傲，更在世界建筑界有一席之地。

2011年12月初，笔者在杭州拜访程泰宁院士，他以其近十年来的多个国内博物馆设计，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尊重。程院士的中国建筑现代化的三十年跨越是他“立足此时、立足此地、立足自己”的建筑精神的一种深刻表述。他的一席话令笔者感触很深，从中更悟到建筑文化的特殊使命，“……每一次设计过程都应该是一次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过程，这样我们也许会离思想文化远些，但回过头来会发现建筑与人文正在面前”。笔者以为，这恰恰是中国建筑设计文化要面向公众、深入现场、服务社会大文化的真谛。

当然，肩负中国建筑文化传承使命还有大量工作要深化，其中熔铸建筑的批评之魂是学术界、媒体界应着力改进的。这不仅因为客观公正是建筑文化批评的安身立命之本，更在于只有评论之公允、视角之独特，才有中国文化的正确导向之声，才有作品评价的话语权及公众的真正回馈，也才有文化大发展，建筑创作之繁荣。

（作者系《中国建筑文化遗产》杂志社总编辑）

《中国科学报》 (2012-02-29 A3 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