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李克强副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演讲中强调，扩大内需将是结构调整的首要任务，而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比例刚超过50%，每1个百分点意味着有上千万人进入城市，具有巨大的投资与消费需求。同时也有研究表明，城镇人口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可带动最终消费增加1.6%。

这就是说，无论是从现代文明的发展进程来看，还是从拉动经济增长作用来看，城市化是现代国家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为，城市化不仅让农民逐渐地聚集到城市，从而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及消费能力，以此来带动整个社会消费结构升级及相关产业与行业发展与繁荣，拉动经济增长。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比为51.27%，与发达国家的80%以上的水平仍然相差很大。这也说明了中国城市化潜力相当巨大。

不过，城市化要想真正成为中国未来20年经济增长的动力，就得在以下几个问题上给予明确的厘清。中国“城市化”要真正意义的“城市化”而不是“伪城市化”。所谓的“伪城市化”，一是指统计意义的城市化。因为当前的城市人口有三种统计意义的人口。即有本地户口的当地居民；有本地户口领了居住证的城市人口；有没有领取居住证的城市流动人口。当前城市人口往往会把前两类统计在内，但第三类人口无法统计。而城市化统计口径不同，其城市化率是不一样的。二是指不少农村居民有统计意义的城市化，但没有实质意义的城市化。他们进入城市只是工作而已，而其户口、家人、根基都留在农村。不仅逢年过节要回家，而且一旦不能在城市找到工作或失业又只好回到农村。在统计国内城市化率时，往往会把这类人口统计在城市人口之中。三是中国“城市化”为何要转变成为“城镇化”？“城镇化”表面上看是一字之差，但是中国“城市化”发展思路则大打折扣。因为，这种“城镇化”与“现代城市化”每一个人可自由迁徙的权利有很大差别，仅是希望让农村居民就近迁移到城里，即由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如果说，中国城市化只是站立在“伪城市化”的基础上，那么这种城镇化对实际经济增长的拉动作就会大打折扣。因此，中国需要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而不是“伪城镇化”。

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第一要义就是要打破计划年代用城镇户口与非城镇户口的身份差别与歧视把农民隔离在整个城市进程之外，以此来促进农村人口有序地向城市流动。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正在走这一步。城市化首先就是打破这种不公平的身份制为特征的户口制度，让农民逐渐进入城市并确立其城市居民的身份。但是，随着市场经济深化，以身份制为特征的户口制度的影响与作用在逐渐弱化。反之发达地区周边农村户口的含金量早就超过城市户口。因此，当前城市化的问题并非是“城镇化”，而是中小城市的居民向大城市及特大城市的流动的“城市化”。否则中国城市化不是真正的城市化。

其次，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如何保持中国社会具有较高的流动性，而正是这种较高的社会社会流动性不仅调动了全国人民的加大教育或人力资本投入的积极性，提高了整个民族的人力资本素质，而且它也加快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繁荣的关键所在。我们可以看到，近十年来，国内社会流动性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严重阻碍，特别是严重的大城市户口制度过度管制，它已经成当前中国经济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障碍。比如，近10年来，整个社会流动性在逐渐下降，这将导致社会低层的居民看不到其自身的前途或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其命运的希望，那么他们就没有积极性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与寻找创业之机会。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它将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中国的城市化就是要冲破这种障碍让整个社会流动起来。

还有，中国人口为何会在短时间内快速向一些特大城市集中，而流向中小城市。这在于中国中等以下的城市，不仅经济发展程度不够或经济发展落后、文明程度较低，而且现有的政治体制结构也决定了人们这些中小城市不容易获得应有公平发展之机会。在不少地方，裙带关系十分严重，一点点可发展之机会早就被这种严重的裙带关系所独占。

因此，中国需要真正的城市化，而不是“伪城市化”。中国城市化应该是打破城乡居民二元分割，让每一个农民进入城市真正是身份上转换；要通过城市化流动强化整个社会高度流动性；限制政府对资源的主导让城市化良性发展等。否则“伪城市化”对拉动经济增长会大打折扣。（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