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在中国做城市社会研究，除了面临学科间的壁垒，还面临什么困境？

陈映芳：很多中国城市研究的学者喜欢引用西方城市学的新理论、新模式，在缺乏像西方城市研究学者所做的细致具体的田野研究跟个案研究基础上，直接套用西方学者的理论，同时又以国家及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需要为主要依托。这就导致了一些学者对城市社会发展的价值理念，既缺少独立于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和各地政府经济目标的思想基础和问题意识，也缺少将社会现象问题化的内在冲动及相应的学术装备。城市社会研究在中国表面上看很热闹，譬如你可以看到一大批“农民工”、“流动人口”问题的研究成果，大量重复，但他们到底想说明什么问题，能揭示些什么问题，根本就不清楚。

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多人对真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虽然大家都在引用很时髦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城市批判理论，特别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些新的空间理论，但是真正的本土化却明显有障碍。国际上有一个“批判地理学”的学会，集中了最有影响力的城市学者。它的东亚分会叫“另类地理学会”，台湾、香港的学者在其中很活跃，它每两年会有一次大会，世界各地的学者都会来参加。我曾被日本的合作者拉去参加过一次，到了会场发现那年就我一个是直接从中国大陆过去的，而这个大会上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学者都在讨论中国的城市问题！据说这个学会一直想在中国开一次大会，但似乎很难落实。

当然在具体的研究中，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公共信息少、做田野调查难。不仅外国学者做中国城市调查有很多困难，中国学者如果没有体制内特殊的资源和便利，也很难。事实上对中国的市民和一般学者来说，土地开发、房产地公司等等的背景和资料都是不透明的，研究城市运动更是障碍重重。

“青年问题可能

成为社会突出问题”

东方早报：回到《直面当代城市》，这本书主要讲了城市开发背景下城市公平及城市住宅问题，以你参与的关于年轻人买房的研究为例，简单讲一下通过你们的研究展示的现象背后的逻辑吧。

陈映芳：在《大都市空间中的“人才”》一文中，简单来说，现在的中国不管是哪里的学生，从小接受的价值教育和专业培训就是为年轻人进入现代城市社会体系准备的，各地的学生用的都是全国统一的教材。经过这样教育出来的年轻人，他们的知识储备是面向全球城市的，不是让他们在家乡务农或在内地小城镇去实现人生价值的。高等教育让年轻人只能留在城市，因为他们的教育决定了他们的去向。反过来说，在中国乡村和小城市讲“关系”的情况相较大城市要严重，没有一定家庭社会资本的年轻人，回去了也无法找到合适的岗位，还不如留在大城市，因为大城市至少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作为“人力资源”）有需求。在这篇论文中，作者考察了合租商品房和老公房、住宿舍楼和员工楼以及购买商品房等非本地高学历年轻人的选择，以及对他们“去”和“留”之间的考察，反思了这些高学历移民在当前教育体制和城市体制下，是如何最终被放置在制度和政策的盲区，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都市人”，只能扮演“工作者”角色背后的原因。

《城市青年缘何购房》一文，则剖析了现代青年缘何无法独立，在购房等决策上只能大部分依赖父母的窘况。除了中国的社会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国家通过各种干预方式不断挖掘家庭资源和家庭功能，将对社会成员的生活保护责任部分转移给了家庭，这些都是青年无法独立的重要原因。这些干预方式包括从前的单位分房政策、“住房困难”的判断标准、“婚房”申请的各种附带条件以及动拆迁的各种政策及对家庭伦理道德、责任义务的干预等。这些干预虽然客观上增强了青年承受城市不公、社会排斥的能力，但随着各种社会问题的加剧，青年问题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因为年轻人在这种情况下承受着独立建立生活的意愿和能力的被压抑，以及对父母家庭沉重的报偿压力。

东方早报：你们的研究一直试图从逻辑和背景上讲清楚中国城市不公问题是怎么来的，这些研究成果的实际效果如何？

陈映芳：你是说我们能不能直接影响城市制度？我们的研究有一些其实是有体制内资源支持的，但决策者和管理者会有他们自己的立场和需要，他们也许会在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采纳一些学者的想法。不过一个城市政府背后有国家体制框架的约束，土地背后利益牵涉很广，在公共资源配置过程中，政府也有自身的种种自利性。但无论如何，我认为我们的研究首先是一种学术活动、是知识和思想的生产行为，这些东西是面向知识界和整个社会的，我希望它们能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十年前，我带学生去考察郊区的征地农民和被动迁到郊区的人的生活和住房情况，发表意见说征地农民和动迁居民正在失去工作，他们的生活结构被破坏了，他们的社区重建有困难等，这种说法在当时似乎很尖锐，但现在已成为社会共识。如果我们能把问题和背后的逻辑揭示出来，这不仅是学者应尽的本分，肯定也能为社会所吸纳，从而也能直接或间接地改变现实，实现我们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