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年，中国城市发展迅猛，由此产生的城市研究学科亦随之成为横跨文社理工各科的一门新兴显学。然而，国内城市学目前主要以地理学、城市规划等为主流，人文学科在城市叙事方面显得力不从心，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城市研究也相应处于较边缘的位置，由此造成城市研究对社会及其生活的忽视。作为城市主体的市民、家庭、邻里及其历史地位和遇到的问题等，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对城市公平问题的探讨在专业领域的展开也远远不够。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映芳编写的《直面当代城市：问题及方法》组织了一批学者撰写了数篇城市研究论文，展示了他们以跨学科的城市研究为基础，对各地城市开发背景下城市公平及城市住宅问题的描述和分析。该书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1年12月出版，是陈映芳主编的“现代城市社会研究丛书”第四辑。

全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城市开发和城市正义为核心，通过上海“旧区改造”中的社会事件记录、香港荃湾七街从贫民窟到重建成中产阶级地标万景峰的过程、上海某高校周边摊贩的柔性抗争等，反映城市发展中的博弈。

书中第二部分，通过台湾住宅政策演变、法国社会住宅及旧房改造、上海高学历新移民陷入“不能不买房”的困境和年轻人买房背后反映出的问题，探讨了城市公共政策和住宅问题的关系。书的最后一部分则是各个学者对城市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的讨论。

昨日，早报记者专访了陈映芳教授，谈及当下中国城市社会研究的不足。

“城市社会研究需以

专业化实证调查为基础”

东方早报：《直面当代城市》是你编写的“现代城市社会研究丛书”的第四本书了，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研究课题呢？

陈映芳：城市社会的研究这个项目我们做了有差不多十年，国际合作团队的成员主要有社会学和研究人文地理、城市生态、城市规划的学者，还有我指导的硕士生、博士生，最近加入了几位国外留学回来的年轻同道。

城市研究在各国都受到重视，而最近几年，对中国城市问题的研究也成为全世界关注的领域。对于外国人来说，当前中国的城市发展过程中，集中体现了现代城市的许多大问题，同时，农民工问题、动拆迁等问题还对既有理论带来挑战；对于中国人来说，住房的公平、公共资源的公平配置等问题是老百姓和政府关注的焦点，可是很少有人能讲明白隐藏在城市问题背后的逻辑关系和症结所在，也就是说，很少有人能讲明白当今城市社会的不公平是如何被高度专业技术化的、精致复杂的城市体制制造出来的。

东方早报：所以你们的团队试图以论文集的形式来探讨这些问题？

陈映芳：实际上这本书，包括之前的三本，都不是拼凑的论文集或个人专著，而是我们这个跨学科的团队一起经过讨论，确定问题意识和核心主题，再集中地以各自的学科专长和既有研究积累，完成对某一个城市研究课题的解读，也是导师带着研究生团队在长时期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集体撰写的。所以我们的成果有的是一个城市的大专题，有的是国际团队的合作成果。实际上，城市研究立足于比较，上海和东京虽是两个国家的，但看上去很相似，都是超级大都市，但如果拿上海和中国另一个小城镇比，差别就大很多了。城市社会研究需要以专业化的实证调查为基础，它骨子里又是在研究城市中普遍会遇到的问题，这就需要拿不同的国家和中国对比。

作为一个社会学者，我真正关注的是中国社会的演变逻辑，而城市的兴起不仅是我关注的内容，也是我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维度。

“中国城市研究缺乏

具体的田野和个案研究”

东方早报：你在序言中提过，在中国的城市研究中实际存在“城市”和“社会”分离的问题，相对地理学出身的研究者，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常被认为对社会事实的空间性缺乏把握能力。事实是这样吗？

陈映芳：在中国，城市学不同学科之间的壁垒很难打破。地理学出身的学者和人文社会科学出身的学者经常会互相看不起对方，一方认为另一方只会用“文化样本”、“历史样本”，另一方则认为对方纯粹在用理工科的方式研究城市，缺乏对人文、社会的关注和诠释力。事实上，城市社会研究需要不同学科专业人士的协同合作。

中国存在的问题从中国的高等教育就能够反映出来。我曾经给学生看美国一些高校公共课的选课单，上面有大量与城市研究有关的课程，而城市学在中国高校的通识教育中严重滞后。即使在少数具备较好城市研究基础的大学，也存在各自的偏向，比方在上海，同济大学偏重工科，华东师大偏重地理，上师大偏重文学和文化。这就导致中国的很多学者和研究生的一种尴尬，他们的问题多与“城市”相关，却缺乏相应的理解角度和研究能力。

与此同时，虽然城市发展、社会的城市化是当前中国演变的最深刻的事件，但关于“中国社会”，国内人文学者（包括一些政治学者）和国外的中国学研究者却一直是最主要的解释者。由于他们对城市社会研究的隔膜，造成对中国社会演变的深层逻辑缺乏解释力，有关“中国社会”的叙事就很容易浮在宏观层面（或者是继续沿用“乡土中国”的中国观），与微观叙事相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