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00年，整个欧洲只有1.6%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18世纪最早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成为城镇增长的强劲动力，工业化与城镇化双向互促，使得欧洲城镇数量和城镇人口规模增长迅速，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50年欧洲城市人口比重为50%，集中了全球40%的城市人口，全球城市人口占比居世界之首。在城镇化历史进程中，欧洲也最早遭遇到环境污染、垃圾处理、住房短缺、交通拥堵、失业激增等一系列城市问题，并在不断实践和反思中发展了较为丰富的城市规划思想。

欧洲各国政府很早就将控制大城市规模迅速增长、引导产业和人口向落后地区流动作为城市规划的主要目标。1801年伦敦人口95.9万，1901年454万，城市规模的快速膨胀，令城市交通拥挤不堪、公共卫生条件恶劣、住房严重短缺。1937年成立了“巴罗委员会”研究解决伦敦人口和产业过度集中的问题。1944年发表的大伦敦规划提出用绿带限制内城扩张，在绿带外围设立8个距市中心32—50公里的卫星城，控制中心城蔓延；放射线加同心圆，疏导过境交通的空间发展模式，成为战后世界各国效仿的大城市发展空间策略。

在城市发展中，欧洲各国特别重视通过经济手段、技术手段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一是将公共交通规划作为控制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的重要配套。20世纪60年代，全欧洲许多大城市都开始建设地铁或者延长已有的地铁线路（如巴黎）。车票往往低于运行成本，这一举措使70%的欧洲大陆职工经常坐公交上班。二是鼓励土地综合利用开发，从规划源头减少出行距离和次数。法国、瑞典的新城建设围绕地铁站展开，购物中心与地铁站连接，高密度综合公寓、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紧凑集中布置在周边街区内，并最大限度地实现人车分流。三是对进入城市中心区的车辆征收拥挤费。这一措施使伦敦交通量下降了15%，并且每年有1.25亿英镑净收入可用于改善城市公交服务系统。

欧洲素有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经历了从保护艺术品和文物，发展到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单体，进而对历史街区乃至历史城镇整体性保护的演变，如今，欧洲历史文化保护体系已日趋完善。该体系既有完备的保护法规，又有免税和补贴政策鼓励私人保护维修历史建筑；先进的文物保护、景观维护技术得以大规模应用，同时又有市民和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参与。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欧洲的城市中心依托其保护良好的历史文化传统，集聚了大量的创意资本和创新人才，在文化创意产业兴起带动经济快速发展的潮流中占到了先机。

（作者单位：北京社会科学院城市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