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社区隔离与群体意识。不同类型社区产生了不同的社区亚文化，在这里地位、经济收入、工作方式差不多的人聚集在一起，有自己的交往方式，有自己的语言和思维方式。比较极端的是一种富人区和低收入群体聚集的一些低端社区。比如北京的外来人口，前几年出现了浙江村、安徽村、河南村，这些外来人口聚集的区域有一套他们自己的行为规则。但如果在规划上不解决好这个问题，不同的社区之间会有疏远、有隔离。

第五，城市空间开放度与人们的行为方式之间的联系。在城市化中，大的空间、城乡之间、城市内部之间交流交往的空间相对比较开放，但是社区内部由于住宅的密集化、高层化、封闭化，居民之间的交往反而比较少了，这是两个不同的趋势。在村转居的居民里面，因为公共空间、公共场所的缺失，所以人们的交流更加困难。对于过去传统的生活方式也有人感到不适应，所以一方面是公共空间、公共场所的匮乏。另外一方面，一些农民还保持着过去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习俗，比方说大声喧哗，对公共环境不爱护。实际上两些都不利于社区居民公共空间的建立和公共生活的推进。

第六，社会结构变迁与和谐城市建设。在城市空间开放度的不断变化中，地理空间带来的是社会阶层的变化，这个变化会带来一系列社会和谐问题。空间占用的不平等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分层，既不利于低收入阶层的发展，也不利于弱势群体良好的发展资源和机会。社区配套不完善，不利于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建立，也不利于新市民文明素质的提高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养成，这些问题都需要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城市建设和管理者的重视，在城市规定、建设和发展中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