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鹏飞：有必然性，但不能成为城市管理中安全问题频出的一个理由。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努力预防这些问题或把危害降到最低。我记得前美国联邦应急总署署长曾经讲过一句很有冲击力的话：所有的灾害本质上都是政治性事件（Disasters are very political events）。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人为灾害，我们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如将安全教育纳入从幼儿园到大中小学的教学计划中，适时进行各种演练；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和各专项规划中融入防灾减灾理念、制定和实施城市紧急避难场所规划；制定城市规划与公共安全国家标准；进一步细化和落实公共设施防震防火国家标准。总之，让生活在城市的所有人都感到安全、安心。

记者：是不是从规划和设计层面就应该做到缜密性、预见性、操作性？

万鹏飞：对，我们目前也有规划，但还需要相应地在城市设计和一些操作环节加以贯彻和实施。在这方面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安全设计细致到让人不可思议。比如说教室内的喇叭、电视，除了固定在墙角和天花板，上面还装有绳子和两个铆钉以防止地震摇晃时坠落。这些装置看上去很小，但一旦发生灾害，它就能减少次生灾害的发生率。

找不到垃圾桶不是小事

记者：如今城市的便利性也不够，比如走在街上找不到垃圾桶，从火车站出来打不到出租车等等，这些小事天天都在困扰着我们，影响我们的心情和对城市的热爱。

万鹏飞：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也有所体会。比如逛商场的时候，想扔垃圾可是走遍商场都找不到垃圾桶。有人写过一本书叫《天大的小事》，就讲到城市中乘扶梯、车牌号管理、校园护卫等看起来不起眼实则非常重要的事。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一方面在埋怨市民素质低，另一方面在提供方便的基础设施方面也有所欠缺。垃圾桶是非常重要的，有没有？放在哪？这需要做到人性化设计。

记者：我国一些城市已经提出“数字城区”、“智慧城市”、“精细化管理”，这是不是意味着进步？

万鹏飞：我们确实已经看到改进的意愿。但要注意的是，管理的粗放并不能完全通过技术手段解决。现在一些地方的政府领导思维深处有这样一种定势：认为城市管理的水平和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技术工具。这样的想法，再加上有些所谓专家的夸大其词，更加走火入魔，一旦变成决策，就会成为浪费大量纳税人财富的形象工程。如有一个地级市的一个区拿五个亿来推进数字城区建设，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精细化需要人性化和便利化的引领，否则就没有意义和价值。北京这几年正在实施的“网格化管理”或“数字化城市管理”，就是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城市管理的地域范围实行全覆盖，通过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对城市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如井盖丢了、路灯杆倒了，及时获悉，及时反馈，及时处置。这就是进步。如果在精细化走向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人性化和便利化，那就更好了。

记者：城市管理的基本理念是什么？

万鹏飞：这个问题比较大。从广义上来说，城市管理包括城市的规划、建设和运营。不管哪个环节，城市管理终极目标都是要最大限度满足和平衡城市居民和来访者的需求，因此，以人为本应成为城市管理的一项最基本理念。城市管理的各相关主体应经常想想以下问题：我们的工作确实是居民需求的吗？居民在城市里生活舒心吗？工作机会多吗？交通出行方便吗？多问问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城市管理就会更有针对性。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政府官员自身的理念要有所改变外，还需要一些外力推动，比如公民参与、社会监督与批评等。

记者：城市里有本地人有外来人，有身体健全人有残疾人，有老年人有年轻人，有个性和需要极不相同的人，有收入相差很大的群体，政府在管理中应该如何去协调和平衡这些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

万鹏飞：利益主体的多样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怎么让不同利益诉求的人在一个城市里和谐共处，确实是城市管理中比较棘手的问题，但并不是没有路可走。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套利益诉求和表达机制，在兼顾多样主体利益和整体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制定政府的公共政策，最终形成多样共生、共赢发展的和谐局面。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改革我们的城市管理体制，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