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整体上来说，是一个灾害频发国家。统计数据表明，我国有70%以上的大城市、半数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海洋、洪水灾害严重的沿海和东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聚集财富的同时也聚集了风险。由于城市对交通、供水、供电、供气、通讯网络等设施和系统依赖程度日益增强，使得城市遭遇灾害时更具易损性。近十年来，中国综合抗灾能力有显著提高。但是，从最近“7·21”大暴雨对北京以及此次台风“达维”对辽宁造成的重大损失来看，我国在防灾方面尚有许多工作要做。

首先要总结经验,全方位提高我国城市的防灾建设整体水平。从灾害研究角度来讲,自然灾害现场就是一个天然的试验平台。北京的大暴雨不能仅仅视为一个简单的个案。可以说北方城市在应对水灾能力上相对南方薄弱，而南方在面对雪灾时则显得脆弱不堪。这也是和以往灾害发生率有一定关系。不过，从近来极端天气频发来看，南北方都需要在防灾方面相互取长补短。

其次，完善各项防灾法律法规标准与规范。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制定了防灾减灾的法律体系，如日本作为重灾国家迄今已制定包括国家《灾害救助法》、《灾害对策基本法》等在内的各类防灾减灾法律近40部，每届政府用于防灾的财政资金预算达到国民收入的5%。法律体系完善、防灾资金充足，保证了日本防灾减灾工作的开展，具备了将各种灾害事故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的能力。中国应对各种灾害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认真研究,不断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并健全防灾专项法规，逐步形成配套的防灾法规体系。

再者，做好防灾规划、设计、管理、研究等一系列工作。城市减灾防灾全过程的确是以一个由灾害的勘查、评价、监测、预报、防灾、抗灾、救灾、灾后重建诸环节环环相扣，涉及因素众多，依赖于高水平的减灾研究和管理。交通、供水、供电、供气、通讯网络等系统工程被称为“生命线工程”，一旦因灾难导致相应的生命线工程设施破坏，不仅可能阻碍救援工作展开，甚至造成城市瘫痪，引发严重的次生灾害。因而，现代城市生命线工程的结构安全性应给予高度重视。

最后是加强综合防灾减灾教育。在阪神大地震后，日本致力于建立抗御灾害能力强的社会和社区，促进行政、企业、地区和社区以及志愿者团体在灾害发生时携手互助。再如，新加坡建构了社区民防系统，设立民防执行委员会，管理民防志愿者。此外，要有政府与民间应急计划，旨在提高城市整体防灾水平。参与、教育、演习等是一个灾害学习过程，也是在培育防灾的土壤和环境。为此，加大专业人才培养力度的同时，应加强对城市公众的安全文化知识普及，最大限度地提高城市公众防灾的自觉行动。▲（作者是北京科技大学防灾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