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式工业化、城市化的目标导控下，在政府主导运动式的城市化浪潮中，承载着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农村正在经历着被终结的命运。

一、三种力量正在推动中国乡村文明的终结

（一）在文明形态上使乡村文明失去存在的时代理由

在文明形态上判处乡村文明的死刑，使其失去存在的时代理由。不论是全覆盖的“拆村建区”的城市化，还是来自某些大城市市域内村庄社区化管理，以及在许多县正在的搞“拆村进城”农民被城市化；不论是主流学者所主张的五年内让农民工终结的城市化，还是各地政府正在编制的、雄心勃勃的城市化率成倍增长的城市化目标，在所有这些理论和行动的背后，都不约而同的包含这样一个逻辑：中国城市化过程就是让中国乡村走向终结的过程。其理论逻辑很简单，首先西方发达国家所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有前车可鉴。其次由于中国古代五千年的文明属于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的载体又是农村，而近代以来兴起的工业化载体是城市。所以，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过程必然成为农村与农民消亡过程。

（二）在经济发展上使乡村文明失去存在的根基

在经济发展上，通过偷梁换柱、釜底抽薪，致使乡村文明失去存在的根基。尽管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的东部乡村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已经证明中国农村能够承载工业经济，尽管许多乡村也以其独特的资源和地缘优势发展起来与市场接轨的乡村产业，但是按照目前流行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模式，按照农村现代化就是农业生产规模化、资本化的发展模式，不仅并没有给农村产业发展留下应有位置，脆弱的农村产业还受到了来自政府推动的大资本挤压，还遭受到“拆村进城”导致原有家庭式传统产业丢失的压力。这就是在大规模村改区后形成的三无（无土地、无工作、无社保）新市民。

（三）在文化传承上使乡村文明的文化传承断根

在文化传承上，改变乡村文化传承模式，形成反乡村文化，让乡村文明的文化传承断根。进入21世纪以来，对中国乡村文化的传承，最具有杀伤力的，就是在全国进行撤点并校的改革。据教育部公开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国内农村小学数量减少了52.1%，初中数量下降26.19%。有关撤点并校的利弊讨论目前仍在进行中。但撤点并校对乡村教育，最致命的还不是目前讨论的教学质量、寄宿造成的农民负担过重等问题。撤点并校这一做法最致命的后果是正在从根上改变中国乡村文化的传承模式。撤点并校背后的潜台词，是乡村作为愚昧落后文化的载体，不利于下一代的成长。 是从娃娃开始就切断了他们与乡村文化的哺乳关系。由于中国几千年的乡村文化第一个老师是他的母亲，另一个老师是他们的乡村生活。让学校离村进城，从小学就开始寄宿离开母亲的教育，很轻易地改变与切断了中国乡村文化的传承通道。

二、终结乡村文明的城市化触动了中国文明与社会发展三条底线

对于上述三种力量推动中国乡村文明终结的趋势，如果以西方式的城市化为参照系，被认为是顺应世界工业化、城市化潮流必然趋势。但是，如果把这个所谓普遍规律的大趋势，与生态文明发展新时代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时，则会发现，这个普遍规律给中国带来的是潜在风险和代价。

(一)终结乡村文明触动了中国五千年文明传承的底线

目前关于城市化规律解释，主要是来自单一经济功能的角度。但是从文明与文化的视角看当今的城市化，则会发现，城市不仅是经济载体，也是文明与文化传承的载体。在同样城市化进程中，对于具有不同文明历史和文明形态的中国和西方则会发生不同作用。

支撑古罗马、古希腊文明的经济基础是古代工商业经济，工商业经济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它的载体是城市。近代以来在西方崛起的工业文明，恰恰是根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工商业文化的基因，在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中被激活,与18世纪工业革命释放巨大物质能量相结合，形成了近代以来改变世界新文明潮流，这就是以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为内容的工业文明新时代。近代以来工业文明从西方走向世界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西方古罗马、古希腊的文化借助工业化、城市化从西方走向世界的过程。

相反，中国五千年文明属于农耕文明，中国农耕文明的根不在城市，在乡村。由此决定了中国接受来自西方工业文明的过程，成为一个对传统文化和农业文明社会进行解构和改造过程。但是，无论近代以来对中国传统文明环境进行怎样的改造，都遵循了一个原则，这就是坚持对西方文化、文明和经济的接纳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最早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到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的辛亥革命，从毛泽东领导结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到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虽然因时代不同其变革的内容不同，但均恪守了一个原则，就是中国特色始终不能丢。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最大秘诀，就是让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依靠农民、解放农民、让农民受益最大的革命。邓小平领导中国走向市场经济改革之路，也同样是从农村承包责任制开始，让农民成为改革最大、最早受益者。中国文明的根在农村，而中国农民则是为文明大树供给营养的根系。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就损害了中华文明的根。

为什么目前中国推进的城市化，却成为引发当今社会摩擦最大、带来问题最多，农民不买账、甚至以死相抗的城市化。就是因为目前城市化没有成为使农民受益的城市化。首先，在法律上，这种政府主导的运动式逼农民进城的城市化，侵犯了农民起码的居住自由权、农民拥有宅基地财产的自由处置权。从经济上看，逼赶农民进城的城市化，成为变相掠夺农民利益的城市化。从文化上看，农民被逼进城，文化环境变化，带来心理失衡、导致疾病的代价更是补偿中无法计算的代价。

目前逼农民进城的城市化，除了付出上述法律和经济利益上代价外，我们还付出着无法纠正的文明代价。目前这种大规模消灭农村的城镇化运动，本质触动了中国民族五千年文明载体、文明传承是否中断的大问题。我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城市化在西方是西方传统文明的传承、放大和世界化，而城市化在中国则面临着中国传统文明传承的断裂。

我们不是简单地排斥城市化，城市文明作为近代以来引领世界主流的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共享的成果，我们需要学习，也有分享的权利。就像我们改革30年引入市场经济一样，我们需要市场经济，但引入市场经济不能突破的底线是坚持社会主义。我们搞城市化也是如此，中国搞城市化底线，就是不能以中国乡村文明的终结为代价。如何建立一个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共生共存的城镇化，这是中国特色城市化的核心所在。中国乡村就像构成生命体的细胞一样，携带着中华文明演化的秘密和基因，是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精神归宿和精神家园。我们不能以终结绵延五千年之久的中国乡村文明为代价，去换取一时GDP指标、暂时的城市化率。那样，我们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二）终结乡村文明的城市化触动了中国社会安全的底线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被中国几千年兴盛衰微的历史周期不断验证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告诫我们，中国农村与农民发展既是中国走向复兴与繁荣前提和基础，也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安全不能突破的底线。中国几千年的朝代周期性更替的过程，就是不断突破和修复这个底线的过程。这样一种朝代周期性更替规律，是中世纪的西欧所没有的，同样属于东方文明的印度也没有。我们坚守这个底线，不仅适用于中国的过去，也适用中国的今天。在改革开放30年中，从承包制到解决“三农”问题，从小康社会到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工作，都表明了中央始终把中国的农村、农民问题放在维护中国经济社会稳定的战略地位。但需要引起我们警觉的是目前正在蔓延的以终结乡村文明为代价的城市化并不是在加固这个底线，而是正在瓦解着这个底线。

首先，以土地流转推动的农民被城市化触动了农民安身立命的底线。2007年前的10年间，全国土地流转年均增长14%，但2008年土地流转猛增70%，2009年再增50%。目前全国已累计流转1.7亿亩土地，超过全国承包耕地面积的12%。如此快速土地流转背后的推动力不完全是农民的自愿行为，而是地方权力和资本合谋形成的推力。按照目前趋势走下去，将会有一大批农民面临着既失地又失业的风险。改革开放以来土地作为中国农民安身立命的基础、作为中国农民生活保障的底线，将会受巨大冲击。如此下去，土地流转不会向着原先设定的目标发展，而是向着会给中国农民和中国带来巨大风险的方向发展。

其次，以宅基地置换为代价的激进式农民市民化，超出了农民所能承受的代价底线，形成了社会安全隐患。为什么当地政府以市场价格计算置换农民宅基地时，农民不买账、甚至出现了以死相抗。在政府和商人的眼中，它完全可以按照市场定价，是可货币化的东西,但在农民的心目根本不是这样。宅基地的价值远远超出了市场定价，而且有许多价值是无法以货币来衡量的。宅基地是中国农民家族的历史、血脉、情感维系与传承的载体。在中国农民的心目中，祖祖辈辈居住的房子和宅基地是他们血脉之根。在这里寄托着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精神归宿。这个价值是无法用货币补偿的。此外，让农民放弃宅基地进城住楼付出的另一个代价是居住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短时间的巨变不仅给农民在精神和习惯带来无法补偿的痛苦，还给农民带来生活的成本上升。一个农民融入城市所要付出的精神成本、生活费用等成本，是目前拆迁的土地价格中很难包括的。无论原来的房子如何破旧，原来货币收入如何低，但在老祖宗留下宅基地和承包土地上生活，能给他们带来安全感、归属感、主人感和稳定预期。 特别是在目前房价不断攀升和通货膨胀背景下，对于农民而言，进城不是使他们生活更美好地方，而是充满了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地方。对于国家而言，以激变的运动方式如此快速大规模推进的农村被城市化，这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建立的安全大堤的破坏和瓦解，触动的是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安全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