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必须先对城镇化有一个新的认识。城镇化是一个经济、社会复合转型的过程，是人类社会文明进化的一个必经阶段。如果把人类社会比作一个有机体，那么城镇化就不只是社会这个有机体发生的种种物理性变化，如空间状态的改变，而且还包含着种种聚合、分解和再聚合的类似化学变化的过程，会给这个社会带来许多不曾有的新东西，包括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活的、交往的、观念的各式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和工业化推动了劳动力向城镇流动

农业社会基本上是一个静态社会。土地是基本生产资料，各种生产要素都以土地为中心，附属于土地之上，包括劳动力在内。土地的基本属性是不能流动，能变化的只是其所有权或产权。除非出现重大自然灾害、战争，人口与劳动力的分布因依附于土地而定格。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了由国家推动的工业化，但由于采用计划经济体制，工业化并未引发劳动力和人口的自由流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生产要素流动，包括劳动力在内，都是由国家计划控制。以农民为主的社会结构，再加上实行计划经济，使得整个社会的人口流动处于凝固状态。改革开放之后，由市场推动的工业化完全改变了这种状况。尽管户籍制度30多年来未有变化，但劳动力和人口的流动性已极大地增强了。现在规模达到2亿多人的农民工，成为我国社会最大的流动群体。从人口规模来看，这相当于世界上一个大型国家在不停地漂移。

市场化和工业化推动的主要是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在流动，其目的打工赚钱，然后回家盖房子、添置新家具，改善全家人的生活。东部沿海地区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引发了大量劳动力需求，中西部农村甚至包括一部分城市的大量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向沿海地区。珠三角、深圳是我国最典型的由流动劳动力支撑的发达地区。市场化、工业化带来的是要素流动，劳动力也只是其中一种，以家庭为中心的人口布局依然是原有的格局。农民工只身外出打工这类属于经济要素的流动，尽管也给社会管理带来了许多难题，但以家庭户籍为基础的整个社会体制，尤其是公共服务的供应体制并未受到严重的冲击。

我国城镇化进入一个新阶段：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城镇化转向以人口、家庭为主的城镇化

随着劳动力流动的深度、广度不断强化，人口的流动、家庭的迁徙，就日益成为越来越多农民工的迫切要求。对农民工而言，城镇不仅是打工的目的地，而且成为生活定居的目的地。这给按照户籍人口来提供公共服务的体制带来巨大挑战。随着以城镇为定居目的地的人口以及家庭流动的到来，真正的城镇化拉开了大幕。其背后的真正导演是第二代农民工，他们不再想继续父辈候鸟式的生活。第一代农民工提高了统计意义上的城镇化率，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未想异地安家落户，落叶归根是他们大多数人的想法，未曾奢望打工地的城镇政府能给他们提供公共服务。30多年来日渐扩大的农民工潮，在不断地冲击着以静态人口分布为基础设计的体制，也冲击着过去那种主要由作为工业化要素的农民工构成的“半拉子”城镇化。

我国的城镇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城镇化转向以人口、家庭为主的城镇化。这意味着新阶段的城镇化，不只是要提供劳动岗位，更要提供作为城市居民生活的所有条件和公共设施以及公共服务，包括住房、学校、医疗机构以及社会保障等等。农民不只是为打工而进城，而是举家迁徙进城，正式成为城镇居民，这才是真正的城镇化，也是我国30多年来的新城镇化的开始。

城镇化导致社会动态化、复杂化

从过去的静态社会变成一个动态社会，使经济、社会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呈指数化扩大，蕴含着各种各样的公共风险。

从经济领域来观察，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流动性增强，使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扩大。与其他要素市场相比，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程度在我国是最高的，无论是存量劳动力，还是新增劳动力，几乎完全由市场来调节。这扩大了劳动者的个体自由，但劳动力供应与需求之间的不确定性也就随之扩大了。农民进城找工作，往往是盲目的，主要的信息来源是同乡，事先能否找到工作并不确定，工作是否如意、薪酬是否如愿更是不确定。对于招工的企业来说，也不知道是否能有合适的人应招，企业需要的劳动力实际上也处于不确定状态。在劳动力供应十分充足，且产业层次低，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也许问题还不明显。而一旦劳动力供应减少，而企业恰巧又要转型升级，需要高素质工人、技术工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招工难就会凸显出来。

如果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受制于劳动力，则会带来双重风险：产业转型升级受阻和出现结构性失业。这会给城镇化带来双重压力：产业支撑力弱导致的经济压力和失业人口增加导致的社会压力。这很可能把城乡二元化转变为城市居民的二元化，进城农民变成城市贫民，甚至由此出现城市贫民窟。在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这种城市二元化已成为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