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几年的GDP增速来看，上海北京等城市近年来正在转入GDP中速增长阶段。2012年上半年24个省市GDP排名中，天津高达14.1%，而北京和上海的排名垫底，GDP增速仅为7.2%。早在两年前预设“十二五”经济增长目标时，相对于黑龙江、广西、贵州等提出的“GDP总量甚至人均GDP 5年翻番”的宏伟目标，京沪提出了“降低发展速度、调整经济结构”，北京比“十一五”调低了1个百分点，上海也下调了GDP指标。可见，京沪两地对于GDP增速下滑早有预期，也在为城市经济转型埋下伏笔。

当一个城市充分开发，从数量型增长步入质量型增长阶段，转型是必然之举；当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后土地经济时代会不以任何行政意志为转移地如期而来。对于京沪两个代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线城市而言，转型的模式各有千秋，路长且阻。

建国以来，1961年、1977年、1989年、1999年上海经济均出现过1－2年的回调，几乎每10年左右就回调一次。“上海经济转型”几个字眼，近年来频频出现于政府报告和官员讲话中。转型的忧虑来源于以国企为主体的上海制造业风光不再。公开数据统计显示，2004年以来，上海的制造业一直呈现明显下降。2003－2008年，上海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分别为16.1%、14.9%、11.5%、12.3%、11.5%、8.3%，不仅低于全国的平均增幅，而且也在五个东部沿海省市中排名最后。可见，上海的核心问题是：经历近十年的增长，如何突破瓶颈实现可持续发展？

影响上海下一步发展的重大问题非常多，但可以归结为两个根本性问题：土地资源和人口。土地资源日渐稀缺，人口突破2300万，城市承载力却是有限的：土地资源的制约、综合商务成本和用工成本不断攀升、旧的增长模式受到挑战，靠投资、制造业、土地价格差来拉动的高速增长难以为继……上海必须下决心改变过分看重GDP增长的“血拼”模式，调整传统经济结构，摆脱对既有路径的依赖，创新发展模式。

与上海一样，北京同样面临着土地和人口的双重制约。从过去几年的发展路径看，北京人口突破2200万，北京堕落为一个巨大的“卖地公司”，据说，曾有某位领导总结北京的两个核心任务：一是服务好中央，二是搞好房地产。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北京的房地产价格节节攀升。到如今，土地财政已经走到尽头，原有的模式捉襟见肘、难以为继。

因此，近几年，上海和北京都试图寻找新的模式，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一帆风顺。GDP增速的下降引发了人们对于上海要制造业还是要服务业的争议。受上海“两个中心”战略的影响，各区县开始一哄而上发展服务业，很多开发区都开始转型做服务业。然而，从上海先进制造业基地金山区在2010年获取的140亿的工业大单显示，上海依旧没有放弃对制造业的热爱。在我们看来，尽管制造业能快速拉动GDP，但对于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而言，高昂的商务成本注定了制造业难以成为其持久的推动力。只有商业，才是城市的主导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可以做得很大，但对于城市来说，那只是写字楼的兴旺而已，而与人的需求密切相关的各种消费，才是城市繁荣的基本保证，从区域的角度看，上海应该而且只能坚定不移的大搞服务业。

同样，北京也在城市功能的加减方面纠结不已。建国以来，北京的城市定位一调再调，背负着太多的期望和功能。如经济中心、总部基地、金融中心等，并且为此在城市硬件上进行了高强度的建设和扩充。但从现在面临的空气污染、拥堵不堪等严重问题来看，北京的资源和城市承载力已濒于极限，北京正在为太多的战略发展目标所累，有必要放弃一两个经济目标，才能实现北京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做减法是最不受地方政府的欢迎，这可能影响地区经济和地方财政收入。然而，如果我们眼光放得更长远来看，就会发现，做减法的目的是为了更多的加法，因为对于北京来说，城市空间、土地、交通容量、基础设施承载力这些资源是有限的，随着人口越来越多，这些资源将会越来越稀缺，珍贵的资源应该保留给高附加值的、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产业，是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等高端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

随着后土地经济时代的到来，不仅仅是北京和上海，东部沿海发达城市、中西部省会城市都将面临着转型的纠结和痛楚，这是不以任何长官意志和行政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进程，顺之，则兴；逆之，则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