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观点是要走中小城镇化道路。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的现有国情决定了中国既不能靠农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也不能靠扩张城市中的工业部门来解决城乡二元化结构问题，只能靠同时推动区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三头并进的方式才能解决。具体来说，就是要挖掘现有的中小城市发展潜力，更好地发展小城镇，把有条件的东部地区的中心镇、中西部地区的县和重要边境口岸逐步发展成为中小城市。正因如此，持此观点的人不同意简单地套用“城市化”的提法，而主张用“城镇化”的提法加以表述。我们也可以把这种观点称为“中小城镇化道路”或“中小城镇化战略”。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走大城市化道路。有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们认为，走中小城镇化道路的方向是希望就地转移和转型，但这其实是一步死棋。现在中国西部有不少小城建得很漂亮，但一到晚上就露馅了，没有灯光像一座座“死城”。人们不是不想到那里居住，而是那里没有工作。事实上，哪里的产业发达有竞争力，哪里就有就业机会。而这也正是人口转移的真正动力和规律。只有走大城市化甚至超大城市化的道路，才能避免遍地开花却不结果，缺少配套产业的的小城镇道路。

尽管上述两种观点有着巨大差异，但我们不难看出，两者的共同之处都是赞成城市化(城镇化)道路的。两派人都乐观而肯定地认为，城市化将会成为中国下一个10年的最大机遇，也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红利。至少会把未来的消费需求从2011年的16万亿元，提升到30万亿元以上。与这两种观点同时存在的，其实还有一种更为普遍存在的观点和看法，那就是对时下受到支持并正在推进的城市(城镇)化道路的怀疑。

故此我们可以把持第三种观点的经济界人士、学者和有影响力的舆论界人统称为“置疑派”。该派人士之所以持怀疑态度，理由各不相同。有的认为：中国现有2.5亿农民工，未来还有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要进城，要解决农民工中的存量和增量走向市民化，至少还要用10年时间。仅从城乡福利待遇一项而言，中国农村和城市人均相差就达33万元，其中一般大城市福利在50万元以上，中小城市为十几万元。如果今后20年，近5亿农民要实现市民化，农民工要穿上市民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这“五件衣服”，就需要大量的公共投入。以人均成本10万元为计，为此至少需要40万亿—50万亿元。仅仅安排这些农民兄弟们进城之后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未来20年间就要拿出4至5年的全部财政收入去填补，占未来20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左右。任何对公共财政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样庞大的、高成本的资金投入，不说是天文数字，也足以让任何政府手足无措。中国政府拿不出这个钱，恐怕世界上任何国家也都承担不起。

有的认为，中国目前的城市(城镇)化道路如果不能吸收国外某些发展中大国的教训，就将面临着四大风险：第一是有城市无产业支撑的过度城镇化，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的风险；第二是有速度无质量的风险，一味追求城镇化的高速度和规模扩张，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极度的资源匮乏；第三是城市市民与农民工的新二元结构的长期固化，产生过高社会代价；第四是城镇化演变成“房地产化”的风险。城市土地财政使过高的地价推高了房价，使城镇居民的消费被过高房价和房租挤出。

置疑派中还有一种意见则认为，尽管城(镇)市化是大势所趋，但它从来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广人多”的整体背景下，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城市化发展本己先天不足，再强调加快加速，恐怕会出现过程式的断裂，出现中途夭折。一些智库型的民间研究机构甚至警告，城市化率达到50%是一条社会动荡的危险警戒线。这虽然带有经验主义色彩，但其举出的理由，诸如：城市可资利用的土地越来越少，由此导致的社会冲突将会特别剧烈；生产和服务的综合成本迅速上升，企业破产和倒闭的情况将不断发生；等等，都值得十分关注。

不知读者朋友是否已看出来，“置疑”论中的不同说法都有一句共同的潜台词，那就是，中国并没有为大规模的城市化做好准备。人们对一件事物的看法纵有着千般差异万种不同，但笔者还是很高兴地从上述三种观点中找到了它们的相通之处。那就是无论是“中小城镇化”论，还是“大城市化”论，亦或是“置疑”论，它们都把矛盾的焦点放在必须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与土地制度的改革上。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城(镇)市化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关键是要看几亿农民能不能结束身在城市、脚在农村的状况，能不能带着自己所有的财富进城？除了房产，他们承包的土地能不能经过变通成为退出农村、迈入城市的“压箱底钱”。这些财富就如同舟船中的压舱石，没有压舱石，中国农民的生命之舟能够扬帆远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