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中国公众就被告之，中国绝不会走西方国家在环境问题上“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然而，言犹在耳，我们看到的却是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

2013年刚开年，不期而至的有害的雾霾天就几乎笼罩了小半个中国。根据环保部门1月30日公布的城市空气质量报告，强霾污染己使中国近8亿人口受到了影响。作为“比非典更严重”(钟南山院士之意)的健康杀手的PM2.5，携带着大量有毒有害物质，长驱直入钻进人们的肺部。轻则导致急性咳嗽、上呼吸道感染，重则诱发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疾病，甚至引发肺癌。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做了这样一个比较，如果中国的环境水准与2010年相比没有明显改善的话，那么2012年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4座城市因PM2.5引发多种疾病造成的英年早逝的人数，就可能已达到了8500多人，其经济损失大体可判定为68亿元人民币。清华大学和亚洲开发银行不久前发布的有关报告也同样显示出问题的严重：在中国500个大型城市中，仅有不到5个城市(即小于1%)能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空气质量标准。

我们都记得，中共在十八大报告中曾经首次单篇论述了“生态文明”并提出把建设“美丽中国”作为国家的发展目标。但是，在雾霾紧锁中国的这个不争现实面前，一度颇为乐观的内地舆论界己经开始出现某种悲观看法。有人认为要使这种状况得缓解或治理需要10至15年时间，有的则估计至少要用30年。按照这种推算，“美丽中国”的境界恐怕有点遥不可及了。

专家们指出，中外历史上最严重雾霾危机的形成，都属于“城市病”的恶性爆发。其真正的罪魁祸首就是生活生产中石化燃料污染物的超量积聚排放。其中汽车尾气是重要来源。当某些人正在为中国每百户家庭己有21%拥有汽车而得意时，当CCTV等传媒在为中国迈入汽车大国的“汽车时代”而大唱赞歌时，中国公众恐怕不会想到，2011年中国机动车的排放污染物已经相当于709艘“辽宁号”航空母舰同时燃煤发电所排放的污染物总量了。这种污染空气的功能足以令世人震惊了吧。

李克强副总理最近说，出现这种大范围、长时间的雾霾天气，有自然因素也有生产方式粗放的因素，是长期积累的过程，因此问题的解决也需一个长期过程，“但我们必须有所作为”。他虽然没有提及具体的解决方式，但却强调，生产、建设、消费都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落后的生产能力要坚决淘汰，而且必须淘汰，同时过度的消费方式也要坚决摈弃。

笔者以为，李副总理所言是一种宏观的指导意见，其中既有宏观的判断又有宏观的解释。但这种宏观思想里却包含着一个不能忽视，或者说，必须重视的问题。那就是在未来5年这一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如何才能向着一个立足于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的城镇化”“绿色的城镇化”的方向迈进。从一场又一场的雾霾袭击里人们看到：环境危机(准确地说也是“发展危机”)己经迫在眼前。发展固然是硬道理，但只有人的健康得到基本保证，硬道理才会存在，也才会实现。否则，没有了健康前提，任何硬道理都会变成没道理。莎士比亚说过“死亡是最大的平等”。今天看来，空气污染同样没有贵贱之分，没有内外之别，也是一种恐怖的“平等”。我清楚地记得，一次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听前总理朱镕基讲话，他老人家在谈到大气污染时就说过，拜托诸位务必好好治理呀，让我们这些老头子多活几年吧。朱镕基的话很直白还带着几分玩笑味道，但也由此证明这个道理。毫无疑问，能否在城镇化大潮中把对环境的伤害降至到最低，是中国执政党面对的一个巨大的挑战。而且，随着公众“环境意志”的日益觉醒和迅速提高，这个挑战只会更加严峻更加猛烈。

可见，要实现城镇化，就必须尽快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产业结构、治理城市病等方面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就必须寻找到应对环境污染的治本之策。“中国绝不能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这句话当年听到时，是那么地铿锵有力，那么地充满自信。但是，事实却说明，如果中国不能未雨绸缪，不能在把握自然规律上虚心问计，就依然会跌跤碰壁，重蹈覆辙。任何不敢正视客观现实的所谓自信，都只是一句空话大话，当然也是一句令人掩鼻的官话和废话！从这个角度来衡量中国的城镇化思路，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在应对一系列必须应对的“城市病”“大都市病”和种种社会难题面前，你，准备好了吗？

令公众同样产生疑问的，还有眼下热热闹闹的“春运”。让我们去看看在这年复一年的人口大迁徙中所暴露出的中国城镇化难题吧。对于中国每年一次的春运，只要用一个数字就足以让世界震惊了。据统计：2013年春运预计将高达到31亿人次(一说为34亿人次)，这就是说要把相当于地球上一半的人口都拉上列车和汽车(还不算飞机)在中国大地跑一圈！这是何等的壮观、何等的惊人！造成这种亘古未有的人口迁徙奇观的表面原因是数亿农民工的“返乡探亲潮”。但其根本原因则是城乡二元结构所形成的中国“半城镇化”现状。这一个“半”字就把中国城镇化道路中的另一个最大难题概括得准确无误了。

“半”首先体现在农民工身上。几亿农民工的身份真可谓是“半”个在城市、“半”个在农村；维持生机的工作在城市，生活依存的基础在农村；家庭成员的一半(丈夫妻子)在城市，另一半(老人未成年孩子)在农村；不少农民工子女的半截教育(小学)在城市，另外半截受教育阶段则被迫滞留农村；工伤等社保在城市，医保老保在农村，这又是一半对一半。这种“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力在城市，家属在农村；收入在城市，积累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农村”的“半城镇化”现象，不胜枚举。大量的农民工虽然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还没有实现身份和地位的转变，数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城镇户口和享有城镇居民待遇。以北京和深圳为例：北京常住人口己达2300万人，但有北京户口(即户籍)的人只有1300万。深圳更甚，该市常住人口已达1500万，而有户籍的仅有230万！而这些非户籍人口就是我们眼前所看到的“民工潮”“返乡潮”“探亲潮”的基本构成和主力军。大规模农民工周期性“钟摆式”和“候鸟型”流动，无疑正造成一种巨大持久的、史无前例的、中外罕见的社会代价。

很明显，对这样一个涉及到3至6亿农民生机生存的“半截子”的社会状况，如果没有根本性的解决办法，没有无所畏惧的顶层设计，没有高屋建瓴一泻千里的解决办法，没有严谨细致的调查研究和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没有再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的勇气，中国数亿农民的双重身份、双重生存与生话状况能够解决吗？中国数亿农民能有在城市中得到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物质保障吗？没有这种物质保障，农民的“半截子”身份就不会改变，中国的“半城镇化”就不可解决。如此这般，中国城镇化道路还能走得通吗？以提高城镇化率来促进发展扩大内需，岂不是一种乌托邦。笔者以为，当数亿农民工的前程还是若明若暗的时候，人们对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提出置疑，也就不足为怪了。

英国的大思想家大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一书中曾经说过：“能够治理中国就能够治理世界”。这从一个角度也说明，中国的问题其实也是世界性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中国走向城市化的问题，不仅影响到中国，而且最终会影响到世界。因此，中国的决策者绝不可对城镇化的曲折与复杂掉以轻心，不可在准备不足、思虑不全的时候，轻易决策。千万不要再犯中国执政党以往常有的“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主意多”的老毛病。

而要避免这个老毛病，惟一的途径就是要对城市化道路加以充分地论证，充分地争论，充分地交流，充分地酝酿，并且充分地研究目前在这一问题上不同的意见，以及在这些不同意见中所包含的可取成分。

当下，在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问题上，各持己见的分岐观点大体可分为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