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持续六年在全国城市开展幸福感调查活动，将影响民众幸福感的因素分解成涉及交通、医疗、教育、社保、治安、收入、环境、房价、人情味等22类具体指标，其中包括发展预期、赚钱机会、生活便利程度、交通状况、自然环境、文明程度、娱乐氛围、人际交往、生活节奏、政府执政能力等具体评价指标。这些都可以视为影响幸福度的因子，虽然这些不能囊括影响城镇民众幸福感的全部因子，但足以提示人们，让城镇民众生活得幸福是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绝非“造城”那么简单。

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主动地规避那些违背城镇化之真、城镇化之本的东西。这个问题已显得越来越急迫。世界城市化的规律警示我们，当城镇化率进入40%～60%的阶段，是决定城镇化是否能够健康成长的关键期，我国正处于这个阶段。

其所以关键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这个阶段往往是“城市病”多发和爆发的阶段，包括有没有产业的发展来吸纳进城农民充分就业等，对此，能不能有效应对？二是在这个阶段，能不能找到规避那些暂时的“城市病”演化成为发散的、固化的、持久的“城市病”的防治方案，让促进民众幸福美好生活的优良因子在城镇化过程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而不让那些制约幸福美好生活的劣质因子杂草丛生、盘根错节地疯长。

“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首次与中外记者见面，朴实无华地道出了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心声。这正是城镇化的奋斗目标。

而与之相对应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整体目标——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美丽中国，则是实现这个目标的轨道桥梁。

规避别人的教训

以人为本、为民幸福的城镇化理念，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而摆在面前的现实并不乐观：我国的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0%，就已经遭遇到多种“城市病”的困扰。

交通难、居住难、就业难、看病难、上学难，种种“难”，暴露的是城镇化诸多“硬件”与“软件”的品质不高，城镇内涵功能残缺低下——一场暴雨就可能致整座城市交通瘫痪。有缺失的因子不能带给城镇民众幸福。

今年以来，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中东部众多城市天空沉积着的厚厚雾霾，污染的不是城市的钢铁建筑，而是生活在那里的千万民众。难散的雾霾，能让人幸福吗？

城镇化建设是涉及方方面面的大系统工程，哪个方面不协调，哪个环节有疏漏，都可能致使城镇化剑走偏锋，使人们落足城镇却享受不到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这样的城镇化就丧失了本质意义。

然而，纵观人类历史，人为的“忘本”之事却经常发生、无处不在，令城镇化的结果不像人们期盼的那么和谐和幸福，其过程也不能像人们想象的美好和欢畅：

英国等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与城市化交融过程中就出现过极为严重的城市大气污染，不得不反过头来进行十分痛苦的城市大气治理，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就演绎了那令人难忘的一幕；

拉美和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追求高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快速形成了“城市贫富差距极化”的景象，高楼大厦间尽散“贫民窟”、“垃圾场”，“孟买病”、“墨西哥病”痛苦不堪，久治难愈；

一味“求大”带来“风光无限”下的“大城市病”，诸如道路拥堵，致使家家户户虽有小汽车，可出行难、停车难。

许多城市难题，依然让城市化的先行者们承受着种种压力与无奈，令生活在城市的人们缺少了许多应有的惬意。

波澜壮阔的城镇化是历史前进的规律，要很好地顺应它，更应主动地驾驭它。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印刻着每一次大规模城市化进程带给社会生活的进步与冲击。有成功，也有失败。

中国的城市化滞后于世界的城市化，更滞后于欧美的城市化；在中国内部，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又滞后于东部地区的城市化。对于后来者，不管是哪些国家、哪个区域的城市化所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样本，都值得进行认真总结，使之成为我们走好城镇化之路的镜鉴，从而有助于我们主动寻找规避失败和灾难的路径。

借鉴成功的经验，几乎没有太大争议，难点在于对别人哪些教训应当汲取，尚存误区，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还将别人已然感觉甚为追悔莫及的错误结果，当成一种成功的城市化范式加以崇拜和效仿。

在城市的形态上，我们尤其需要静下心来认真研究，什么才是适合人口众多、土地稀缺国情的超大型、大型、中型、小型城市与镇科学合理的分布与组合，包括各类城镇与环境资源承载能力该怎样合理配置，从产业、就业、生活等诸要素上更合理有效地接纳转移人口。一旦失衡，民众的幸福感就会大打折扣。

城市功能按怎样的思路构建，同样是大事。有学者曾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的模式，与美国在二战之后建设的低密度汽车城市，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许多人误以为那就是现代的城市化，却忽略了后者事实上已严重影响到美国的能源、外交、国防、医疗等政策，累积了一系列相当复杂难解的矛盾，导致美国规划界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进行长达30年的反思，终于90年代出台了《新都市主义宪章》，2002年又出台了《明智增长的政策指南》，将发展公共交通、建设紧凑型城市、规划宜于步行的环境、鼓励混合使用等作为城市规划的原则。

然而，直至今日，中国的城市形态仍在沿用几乎被美国规划界集体否定的模式，仍在以满足小汽车的使用为主导，建设由大马路、大广场、大街坊、大购物中心搭配的“小汽车城市”，导致一些发达的大城市不得不采取“限购”、“限行”车辆等群体性有怨而又无奈之举。当小汽车不断趴满城市道路，整座城市的地面交通就残废了，除了抱怨，谁还能有幸福感呢？仅能源一项，就大幅度推高了中国石油(9.42,0.02,0.21%)消费的对外依存度，衍生出一系列已在美国暴露的社会经济问题。

需要把推进中国城镇化置于更为广阔的国际背景下加以考察，梳理出世界城市化过程和结果中那些痛心疾首的教训、后悔莫及的遗憾、极难挽回的失败，作为规划好我们城镇化路径的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