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避城镇化中不幸福因子的聚积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效规避别人遭遇过或者正在遭遇的问题，就能收获城镇化和谐美好的过程和结果，否则会是失序、失衡、失当的动荡且糟糕的城镇化，这是我们这个要完成10亿人城镇化的大国不能犯也犯不起的失误

21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城市世纪，其标志之一是，2030年前后当中国总人口达到约15亿时，其城镇化率将超过65%，城镇人口约升至10亿。

相比2011年中国51.27%的城镇化率、6.9亿的城镇人口，意味着在未来十多年时间内，中国将有超过3.3亿的农民进入城镇。这一转移人口的总规模，超过了美国的人口。

如今，中国城镇化的浪潮扑面而来。我们身边的悄然变化，涌动起中国城镇化的波涛：平均每过两秒钟，就会增加一名新市民；每一分钟，就会有约30人走入城市“落地生根”；每一天，分享城市生存空间、就业机会、公共服务的市民就会增加近5万人；每一年，城镇人口会以一两千万的数量成长。

人们向往城市、走进城市，为的是获得更美好的幸福生活，哪怕为此付出艰辛、忍受歧视、经历孤独。追求幸福生活是每个人的权利，因此，会十分地执著。

比机遇更大的命题

“中国的城市化与人类的新技术革命，是21世纪初期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情。”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如此论断，恐怕首先基于中国城市化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影响。

城镇，在中国的土地上史无前例地如雨后春笋般快速成长。这一势不可当的变化，推动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大迁移，形成了一场人力资源向经济资源的大转换，也带来了人类文明史上规模空前的大国社会转型，进而给中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有学者测算，在当今中国，每年吸收1000多万农民进城，城市化率每年就可提高1个百分点，带动大约1500亿元的消费需求。还有学者测算，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可以拉动基础设施投资10万元，如果按全国每年新增城镇人口1000万计算，即可拉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1万亿元。

我国的城镇化率刚过50%，低于发展中的新兴国家60%的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80%的城市化率差距更大。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差距就是潜力。与发达国家相差的30个百分点，恰恰为中国创造了数十万亿元的投资与消费的市场空间。这无疑是未来几十年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力。

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内需潜能，将成为支撑中国持续发展内生动力的刚性元素；而横向比较，则构成了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中国特有的发展平台。

接下来的问题，当然是能不能抓住并用好这个机遇推进持续发展。但是，还有更大的命题隐含其中：究竟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城镇化？换句话说，我们推进城镇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大问题。一个目标正确清晰的城镇化，会是健康良好的城镇化，肯定构成拉动中国持续发展的机遇；而一个目标失准含混的城镇化，会是病态缠身的城镇化，那必然成为中国发展的烦恼，并发症、后遗症足以缠住“中国梦”的实现脚步。

呼唤城镇化“归真归本”意识

城镇化就是无度圈地、大把地用钢筋水泥垒砌一堆城池吗？

显然，这是城镇化目标的偏离。如果把城镇化理解得如此简单，就意味着从加速推进城镇化的那天起，已埋下畸形的种子，等待人们的会是一大堆解决难度远高于造城的矛盾，让整个城镇化的行进列车脱轨，甚至在推进过程中就落入事与愿违、难以自拔的窘境。在不正确的轨道上行进，速度越快问题来得越快，遭遇的险境越多。

把准目标的要害在于搞清楚城镇化的本质。在决定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关键当口，需要用“返璞归真”的思维去体悟实现健康良好城镇化的“真谛”——不是以物为本的城镇化，而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以此来校准城镇化的方向并为此铺轨架桥。

城镇化是与工业化、现代化黏合在一起的，城镇化不仅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是中国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是，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核心都应紧扣在为民众创造更美好幸福生活这一主题之上。

城镇，作为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的结晶，既是现代化建设的承载体，更是人类享受文明成果的聚居地。人们向往城镇、涌向城镇，为的都是能够享受到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这是推进城镇化的本质要求。

倘若围绕“以物为本”来推进城镇化，在中国的现实国情条件下，必然会出现像过去GDP崇拜那样的状况：只把城镇化理解成为经济增长提供引擎，理解为地理空间上的城镇规模扩张，“要地，不要人”，求大、求快、求攀比，片面地将城镇面积的陡升当成检验城镇化的核心目标。

一旦任这种狭隘理念主导城镇化进程，就会偏离人民幸福的轨道，扭曲城镇化的本质，走上一条快速生成并发症、累积后遗症的难归之路，甚至等于奔向“群体性自杀”的悬崖。为此付出的物化与社会成本难以计量，换回的绝不会是现代文明、社会和谐、民众幸福的蜜糖，而是发展沉沦、社会困惑、民众受难的苦果。倘若此，中国机遇无疑会演变成为自己制造的挑战。这样的结局，既可悲又可怕。一些地方新城变“鬼城”的实例，已无情地昭示国人，切不能舍本逐末。

城镇化本身就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形态大变革。城镇的崛起，会改变人们的生产模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国家的经济结构、地理山川的样貌、自然资源的取用等等，也必然随之发生深刻改变。从中国城镇人口历史性地超过农村人口的那一刻起，文明的进步和文明的冲突就已然开始，人们在追逐城镇化的幸福之中，必然会遇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不和谐的种种矛盾，种种影响城镇民众幸福指数的因子中不良成分会显现出来。

问题在于，不可让这些不良成分发酵聚积。特别是在主动推进城镇化的新起点上，就要有意识地加以防范，否则很可能就输在起跑线上。要认清那些影响城镇民众生活幸福度、美好度的因子和那些夹杂在各项因子之中的不良成分。影响民众生活幸福度的众多因子构成了一个图谱，有物质的，有非物质的；有客观的，有主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