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2亿左右的外来务工人员只是作为经济生产工具实现了城市化，由于受到户籍制度羁绊以及其他人为障碍，他们并没有实现“人的城市化”。如果考虑到2亿左右外来务工人员并未真正融入城市中这一点，中国城镇化率还不到40%，低于官方数据约10个百分点。

外媒称，近2亿农民生活在城镇里却没有得到城镇户口及享有城镇居民待遇，这样的传统城镇化实质是将农民利益“边缘化”。

这些漂浮的人群，其人力资源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也没有得到结构升级，进而影响了工业化升级进程。但他们却是城镇化能否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的关键因素。

有研究认为，在中国近10年年均10%的经济增长率中，城镇化贡献了3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点，新增投资需求达6.6万亿元。对消费的拉动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以2010年为例，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比农村居民多消费9089元。

问题在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的缺失，限制了这部分人群的消费支出。“在城市挣钱，回家乡花”是这个群体的一个普遍特征。

有相当部分的意见认为大城市已经饱和，无法容纳更多的新市民并为其提供公共服务，这背后实际是城市居民利益群体的偏见与阻力。这一切都对城镇化的成效造成了负面影响。

解决人的城镇化依然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大问题。新型城镇化要着力解决的就是“人的城镇化”。“13亿人的现代化和近10亿人的城镇化，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的，中国这条路走好了，不仅造福中国人民，对世界也是贡献。”李克强曾表示。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的文章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是国家着眼于中国社会的未来持久健康发展而实施的利益再平衡工程，是实现中国资源空间价值，即实现中国经济社会总价值与国民个人总价值提升的国家工程。新型城镇化突出的是“新”即城乡统筹。 据《瞭望东方周刊》

2013年1月9日，四川省泸州市经济工作会暨酒业发展会对媒体透露，2012年泸州市城市发展实现“双百”目标，即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101.05平方公里、城市人口100.97万人，迈入了特大城市行列。

该标准仍是援引已废止的《城市规划法》中的界定，即市辖区非农业户籍人口或常住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其中超过200万的为超大城市），50万~100万为大城市，20万~50万为中等城市，10万~20万为小城市，不满10万的为城镇。该法于2008年1月1日废止，但同时实施的《城乡规划法》没有设定城市规模的条文。目前中国尚未从立法的层面对城市规模概念进行定义。“双百”目标仅是泸州市实现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总体目标中的第一步。泸州“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及，至2020年为提升推进阶段，城市人口达到150万，建成区面积达到150平方公里；至2030年规划期末为稳定发展阶段，城市人口达到200万，建成区面积达到200平方公里。

泸州只是中国众多正在急剧“升级”的城市之一。2011年3月2日山东省城市化领导小组下发《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的通知》，明确3到5年内，将即墨、胶南、滕州、龙口、寿光等10个中等城市发展成为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把章丘、胶州等中小城市发展成为实力较强的中等城市；其他县城要建设成为经济实力雄厚的小城市。城市的迅猛“长大”已成为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突出特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2010）》，截至2010年底，中国大陆有特大城市63座，其中人口800万以上2座，400万~800万8座，200万~400万15座，100万~200万38座。

人口膨胀之外，面积亦不断扩张。根据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的研究结果，河南永城，位于豫鲁苏皖四省交界处的一座县级市，是最近20年来中国扩张最为迅猛的城市：建成区由1990年的0.23平方公里变为18.21平方公里，面积增长20倍以上。

迅猛扩张背后，国家层面的指标规划似也成为助推的动因之一。2009年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中，重庆跻身为第5个国家中心城市。“十二五”期间，重庆主城九区将形成1000万至1200万人口的特大级中心城市；以万州、涪陵、黔江、江津等六大区域性中心城市加上长寿，又会形成一个人口超600万的城市群；24个区县城和一大批中心镇，构成一个大都市连绵带。

武汉亦在“追梦”国家中心城市。2012年6月19日，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面对1000多位来自全市各界代表做动员，“努力把武汉建设成为国家中心城市”。为此，打造国家创新中心、适时开建第二机场、建全国性铁路路网中心等具体计划被拟定，而最被阮成发看重的是经济总量，他认为武汉当务之急是做大经济总量。武汉市已提出要尽快迈入GDP万亿俱乐部，进入全国副省级城市三甲，并再用5年左右使经济总量突破2万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