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今日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已沧海难复桑田，城镇化战略的内涵也已相应发生了变化。30多年时间里，市场化这只大手把乡土中国推向了城市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撤退，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而眼下，这个历史进程正在加快。

从“上山下乡”，到“城市领导农村”，再到“小城镇、大战略”，后至发展大型城市，中国在城镇化道路上曾经历过政策与思想上的摇摆与争议。如今，建设新型城镇化的政策被官方和学界轰轰烈烈地推出，它与20年前的中小城镇发展战略有何不同？新一轮城镇化要摆脱过往“城市领导农村”的利益纠葛和行政束缚。

2013年地方两会收官，城镇化成为各地两会上的焦点。与此同时，城镇化发展十年总体规划也已下发地方进入征求意见阶段，规划欲推进更有质量的城镇化，强调人的城镇化。

记者日前还获悉，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下称《规划》）已经编制完成。《规划》从多方面对城镇化做出部署。“小城镇大战略”的演变自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小城镇，大战略”一直是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战略，“严格控制大型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基本上是这20年中的主要思路。市场规律发生了作用，“小城镇，大战略”最终被迫放弃的原因，在于农村工业化道路的失败。被设计为小城镇发展推动力的农村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解体和凋敝。

各种资源要素源源流向了在地理位置和政策上更具有优势的沿海地区，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形成沿海地区的城市群落。大城市的工业化与人口聚集效应越来越明显，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由大城市带动和辐射中小城市形成“城市群”的格局逐渐形成，并且在一些政策上被正式确定下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沿海城市工业化，吸纳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为中国经济创造了10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

不过，这种“大工业，大城市”的发展模式走到今天，也在面临着种种瓶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外需市场疲软，出口型企业遭受重创。更为深远的变化还包括国内劳动力市场已经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极为廉价的劳动力供应过盛时代已远去。

工人离乡离土的大生产模式，也造成农村空巢化和留守儿童等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都让发展的中国经济付出了较大代价，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着历史性转折。

市场又一次悄悄地进行着选择。仿佛是一个轮回，新型城镇化被寄予厚望，并被高层作为中国经济新增长点的发展策略而屡被提及。

这与当初社会学家费孝通所提出的“小城镇，大战略”似乎思路相近，同样是农民“离乡不离土”，参与中国工业化进程。其实有所不同的是，中国今日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已沧海难复桑田，城镇化战略的内涵也已相应发生了变化。

在2012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依托县城和县域中心镇的新型城镇化模式。对于解除户籍制度束缚的呼声也日渐高涨。

20多年前，就地城镇化违背了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规律，小城镇与大城市发展速度的日渐悬殊，证明了计划调控的城镇化是无源之水。而如今，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日渐完善，制造成本上的差异，其对产业的吸引力和黏性凸显，以工业化为依托的新一轮城镇化时机，也随之到来。

城市化的后遗症：乡村远去

乡村消逝，意味着对城市提供支持的源头日益枯竭。放眼城镇化大局，城乡协调发展才是大势所趋，但眼下的现实似是一边倒之势。

山东省沂水县诸葛镇的大崮前村原有300多村民，现在长年在村的只有7名老人。这个据说是由魏忠贤的次子传下来的村庄，数年之内可能将消失。

据官方数据，2000年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十年里有90万个村子合理或不合理地消失了，一些带有传统风情的古村落的加速凋敝，显然属于后者。“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可是没等我们去认真阅读它，在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大潮中就消失不见了。”在纪念中央文史馆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说，以山东地区古村落为例，调查结果令人吃惊，现今一座完整的原真的古村落也没有了。

当下乡村中，出现不少旧屋闲置、杂草丛生的“空心村”，仅剩妇女儿童老人留守。2012年《都市快报》曾对赣西北3个“空心村”进行调查，11个自然村平均居住不到8人。

常住人口减少后，多地出现撤村并校。2012年11月17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发布《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报告显示，除农村小学外，农村教学点在过去十年间减少11.1万个，占总数的六成；初中减少1.06万所，减幅也超过四分之一。平均每天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和3所初中。

研究报告指出，10年间农村小学生减少3153.49万人，占37.8%；农村初中生减少1644万人，减少26.97%。农村学生减少，一方面是由于学龄人口的大幅减少，也由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劳动力转移，大量进城务工农民带走了部分学生，还有不少农村学校学生也转入县镇学校就读。

然而，离开故土的打工者及其子女虽常年落居城市中，却不拥有城市市民身份。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公开表示，目前中国农民已经严重分化，“可以分为四类，一类是不愿意进城的农民，如北京、天津、上海及东南沿海等地区的农民根本不愿意进城；第二类是在进城和回农村之间徘徊，近年农村政策改善，而城市福利和户籍含金量下降；第三类是携家带口已在城市定居的；第四类是新生代的，他们不会农活不懂农村，也不喜欢农活和农村，他们一定要留在城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