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上的退缩性也带来了精神状态上的问题，在英国，曾有一年里十几人死于邻里间的噪音污染的记录。某种程度上，人们生活在紧缩城市的潜在犯罪的恐慌中，但更难以解决的是可持续立场下的交通问题。在英国一些城市密度较高的市中心街区，城市越紧缩，人们越希望拥有小汽车。

由于先行工业化的城市，其紧缩的原因分布于全球范围内的去工业化、郊区化、后社会主义转型和人口老龄化，衰落并不能反映出积极的信号。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整体社会结构的改变对于探讨城市的衰落与否有着特别的意义，它将揭示，除了那些因为资源枯竭而改弦更张的城市之外，远在几十年后的城市萎缩将呈现何样格局。

经济的影响力

姜珺认为城市的收缩和萎缩，一字之差反映的是态度的主动和被动，主动意识反映着城市人根据能力调整自己的规模和规划策略，根据此消彼长的状态选择发展的方向，而被动则是人们对现状无可奈何甚至无所作为地接受。杨保军不认同这一点，他认为没有城市会主动选择收缩，即使在明知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每个城市都得生存，不会自愿牺牲。这种收缩战略多运用在城市发展时期。当总人口不增长时，城市之间的竞争不会停止，竞争力也不会相等，故此强者胜弱者败。”

但“真正被动的萎缩并非衰落本身，而是城市对未来的衰落没有针对型的战略和规划，”姜珺说，“空间和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空间驱动因素之间永远存在着因果互动，但其关系是辩证和福祸相依的，我们并不能说城市衰落是可精确预估的，但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未来是有迹可循的，余地还是有的。”姜珺进一步指出，“欧美的去工业化正是中国未来要经历的一个阶段，不完全相同也不完全不同，这一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变数很多，包括国内因素、国际因素都会有影响，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人口老化之前找到一种国强民富的双赢道路。”

但是，建筑评论学者史建的观点更来自对学科内部的反思，他说，“世界各地的城市化，无论进程差异都遵循着现代性思维，指向更美好的生活，实际上未来的城市是有生命的。过去，因为我们习惯于假想美好的未来设计城市，而没有从城市衰落的悲剧化视角思考，任意城市可能是一个悲剧性城市，城市规划可能是不负责任的。资本主义高度发明的欧洲国家已经过了这个时期，我们如何规避和预见这些问题，才是意义所在。”史建认为持有更全面的态度看待城市变化，可能更有益于绕过潜在的危险。“螺旋形发展并不意味着螺旋形上升，中国未来面对的现实环境比较艰苦，无机会于全球性压榨，只能压榨自己，所以如果做不好，结局可能比西方社会更悲惨。而由于惯性发展的路径依赖，每一个体都被裹挟在其中，没有人能够改变。”

杨保军预估，至少要在中国城镇化完成后才可能出现城市萎缩，他以印度为例，“印度人口增长最快，城市化水平低，将来会建设约5个美国才能完成城市化，再不理想的城市，暂时也不会收缩。”中国城镇化完成大约需要20年到30年，“不会所有城市都出现萎缩，而是转型慢的和缺乏创新的一部分城市萎缩，具体表现为人口外迁。而另有一些城市转型成功，或者有创新，则会吸引那些人口。”对于国家而言的此消彼长，“因为收缩毕竟浪费了大量设施，并且可能走不出衰退。对城市来说则是灾难”。在去年底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2013年工作任务亦包括“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等，对于城市规划师而言，是否应在审视城市规划的根本价值中，抛除规划者的自身利益，在必然与可能性之间投入更多思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