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城镇化”无疑是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早在“两会”前夕，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就对外公布，民建中央将把城镇化改革问题作为今年“两会”的重点提案提出。

事实上，城镇化提速的号角早在党的十八大就已吹响。十八大报告全篇提及城镇化多达7次，重要性可以从其两次主要出现的位置上得出：第一次出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目标的相关章节中，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载体；第二次出现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相关章节中。从局限“区域协调发展”一隅，上升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体，上升至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

去年12月18日召开的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再次提出：要着力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抓紧研究制定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措施。

“城镇化”这一被密集提起的概念，被外界视为即将上任的新一届政府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导向。

中国城镇化之路已走过30余年，期间经历了从支持小城镇到重点发展大城市、再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路径。常住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衡量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至2012年的52.57%。决策层同时看到了中国未来城镇化蕴藏的巨大发展潜力，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7917元，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565元。

来自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城镇化通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拉动经济增长。拉动投资和消费是需求面，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是供给面。

以投资为例：该院测算目前城市每增加一个人，全国平均增加10万元的公共设施投资，包括水电路气暖房网，以及医疗、教育、就业、养老等。消费拉动亦然，农民转为市民后，由于生活方式转变，从自给、半自给状态变成商品性状态，在当前价格水平下，每个人可以增加1万元的生活消费。

此外还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有利于使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从以第二产业为主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因为人口集聚能带来服务业的需求增加，服务业就业人口将增加，服务业价值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将提高，这些都改变了产业结构。制造业结构转型升级也离不开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都是先在城市通过科研人员的集聚创新研发，然后通过平台示范，再推广传递到产业链条中的。

新型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人们期待在“两会”上看到其更明确的路径。

全国“两会”前夕，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北京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的专访。话题从2012年已经实现52.57%的城镇化率谈起，厉以宁提出质疑：城镇化水平按照常住城镇人口比重来衡量，但52.57%即7.2亿的城镇人口中约有1.58亿农民工没有实际享受城镇化制度安排。农民工进了城，但消费方式、生活方式没有城镇化，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政策并没有把他们当城里人。

人们期待的是推拉平衡间所形成的美好蓝图：城市资源集约利用，创造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农业实现规模化运营，重振乡村经济，激发社区活力；均等的公共服务为城乡居民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使社会阶层打破城乡隔阂而充分、自由地流动。

在厉以宁看来，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要对背后的经济体制进行调整，也就是我们说的改革。因此理解“新型城镇化”，应该去理解其背后的深层次经济体制改革，例如户籍制度的改革、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服务行业管制的放开、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等。

此外，与传统“城镇化”所不同，“新型城镇化”不仅仅是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面积的扩大，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各方面都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谈中国城镇化

传统城市化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

南方日报：官方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2.57%，对于提高城镇化质量，你有哪些建言？

厉以宁：统计口径的不同，呈现出来的差异很大。城镇化意味着城乡公民权利的平等，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不能片面追求城镇化率。我们需要通过城镇化进程，促进城乡居民权利平等、社会保障一体化、公共服务到位。城乡差别缩小了，未来的农民可以自己选择居住在城镇还是农村。

但现有体制决定了52.57%即7.2亿的城镇人口中，有一部分没有实际享受城镇化制度安排，即约1.58亿农民工。原因是中国至今仍存在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城镇中一些农民工虽然已是城镇常住人口，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农民户籍未变，身份仍是“农民”，不能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政策并没有把他们当城里人对待。

我认为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还不到50%，所以城镇化对于现阶段的中国仍有意义，这反映了城乡一体化程度的不足。

南方日报：在你看来，中国合适的城镇化率应是多少？

厉以宁：从另一角度看，如果中国要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即80%—90%以上的人口集中于城市，将意味着13亿人口中至少有9亿—10亿人要进城，那么城市居住条件必定恶化，居民生活质量必定下降。即使城市会因人口的增加而新增不少服务业就业岗位，但就业机会依然满足不了涌入城市的农民们的要求。所以说，传统城市化模式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

传统城市化是先进行工业化的发达市场国家的城市化模式。当时，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上是同步的，缺乏统筹安排，也没有科学的城市规模概念，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未被城市领导层所考虑，等到发现居民的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时，已为时过晚，要改变城市现状已经不易。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即使认识到城市化的弊病并且想避免，但这需要大笔公共投资，往往力所不及。结果，无论在先工业化和先城市化的国家还是在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中，都发生了所谓的“城市病”，即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城市中出现了棚户区或贫民窟，环境恶化、过分拥挤、失业激增、社会治安欠佳，以致出现了“反城市化”倾向，即穷人继续涌入城市，富人纷纷迁离城市，搬到郊区甚至乡村居住。

南方日报：在你看来，中国城镇化应做怎样的路径选择？

厉以宁：中国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具体应包括三部分：其一是城市老城区改造，通过工厂外迁形成商业区、服务区；其二是工业新区，通过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将成为未来的新经济增长点；其三是农村新社区，指靠近城镇的农村社区建设，现在还都是叫社会主义新农村，它们不仅吸引了农民前来，更重要的是引导农民向城镇化的路走，向城乡一体化的目标走。

同时，城镇化不仅是个单纯盖楼的问题，它要园林化，要走循环经济道路，要公共服务到位，还有社会保障一体化。这样的话，农村新社区渐渐就成立了社区组织，村的机构就不要了，叫新社区。新社区一开始也可能叫农民新社区，但最后“农民”两个字要取消的，因为城乡社会保障都一体化了，户籍制度将来由二元的变成一元的了，所以叫新社区就行了。这样中国的城市就有一定的发展余地，就业问题也可以解决，居民可以务农务林，也可以从事养殖。不要用职业划分，只要把身份取消，大家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