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也是社会的共识。劳动力的迁徙、流动是资源配置的重要部分，因此劳动力的流动就应该主要由市场决定。至于不少人说的大城市出现的问题，如拥挤、污染、犯罪等，中小城市同样存在，未必仅存在于大城市中。因而，关键在于规划和管理。城市规模增大，公共基础设施的人均成本反而低了，这就是规模经济的作用。另外，城市的规模也不会无限制扩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城市越大，企业的成本会增大，个人的生活成本也会增大，最终城市会在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达到平衡时自然地停止扩张。国外在管理大城市方面既有失败的例子也不乏成功的典范，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分歧之二：关于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是继续让政府独享，还是让农民分享？

应该看到，目前的土地制度，客观上为多年来城市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基础。但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副作用。一是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而土地是有限的、不可再生的，所以这是不可持续的；二是征地的盲目和廉价，使珍贵的土地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而更为人诟病的是，农民不能分享土地的增值收益，导致了大量的群体性事件，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必须让农民分享土地的收益。目前在农民如何分享上有分歧。一种思路是主张将现行征地补偿标准提高数倍。但土地价值是因人、因时、因地而不断变化的，以任何一个固定的倍数标准确定补偿数额，都是主观武断的。土地补偿数额的合理确定，不在于臆断一个倍数，而在于找到一个动态的价值发现和评估机制，这一机制就是土地市场，土地补偿应该参照土地在市场上的交易价格确定。而更重要的，是要结合土地制度的改革，通过集体土地入市，使农民的集体土地能够与国有土地同地同价，使得农民集体和农民个人，通过明确土地权益获得应用的收益。至于由此引起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可以通过压缩政府规模、减少政府开支、征收土地增值税和房产税、重新调节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以及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等方式予以解决。

分歧之三：关于农民工的安居和迁徙，究竟是让农民像候鸟一样的迁徙，年轻时到城市打工，年老时回到家乡农村，还是让他们有选择的自由，可以选择定居于城市，享有与城市居民平等的社会福利？

2008年底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造成国内很多工厂开工不足，几千万农民工不得不回到了农村。对此有些专家称赞不已，认为正因为他们回去后可以务农为生，不至于闲荡在城市造成社会不稳定，甚至认为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特色之一。这种说法是不能接受的。在目前情况下，这仅是无奈之举。但从根本上说，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为什么他们失业，不能像城市居民那样得到最低保障？！而且，农民工不能定居于城市，造成大量留守儿童与父母分离，得不到应有的关爱和教育，对家庭造成很大的伤害，给社会留下很大的隐患。所以，农业迁移人口必须要享受平等的社会福利。现在有人计算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计算政府需要新增多少财政支出，且不说是否能算得清，单是这种只看支出而不看农民工对社会贡献的做法，难道是公正合理的吗？农民工市民化，也将有助于扩大内需，促进社会消费，但更加重要的是，这是实现人的平等权利所必需的。我们不能只有功利计算，更要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出发看待这个问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为人民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公安部已表示，将实施居住证制度，让长期在城市工作并连续居住、参加社会保险的流动人口公平公正有序地落户。这是正确而又切实可行的举措。

农民工入城市户籍后，他们在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和住房怎么办？对此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有人主张应将入籍与放弃农村土地挂钩。我的看法则是不应强制规定，应让农民自己选择。如果他们觉得在城里工作、生活仍不安定，想保留农村的一切，应该允许；如果他们觉得可以长期在城里工作、生活下去，需要资金使自己在城里定居，则应允许他们流转、出租、出售自己的财产。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出国大潮中，曾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是否要规定留学生必须回国。小平同志发话了：来去自由。结果呢，现在留学生出国、回国出现稳定的状态：有的学完马上回国，有的则在国外工作、定居，有的则两边跑，这种结果利国利民，有什么不好。同样，我们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也应采取这样的态度，“杞人忧天”是没有必要的。要知道，基于法治的个人自由选择正是社会公平、公正的必要前提。（作者系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