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参加“名家论道章丘―――2012新形势下卫星城市文化产业与经济发展峰会”时表示,当前大城市出现的各类“大城市病”,无形中给中小城市创造了发展机遇；中小城市发展,关键要靠创新。

茅于轼认为,现在大城市出现了不少问题,包括房价高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劳动力短缺、企业成本快速上升。这些“大城市病”给中小城市包括像章丘这样的卫星城市创造了发展机会。

他举例说,在北京1500元钱租不到好的房子,一个月收入4000元,交了房租剩不下多少。大城市生活成本高,必然推动工资上升,企业成本加大,迫使企业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退到二、三线城市。特别是像富士康等大企业,用工上万,一般都是在中小城市。“这些大企业有上万人要生活、吃饭、睡觉、穿衣,这样经济就起来了。”茅于轼说,大企业一挪很多配套企业都要跟着搬过来,给了中小城市很好的发展机会。

不过,中小城市因自身的资源受限制,人口不多,资本力也不多,自身资源不大容易开发。茅于轼认为,中小城市要实现较好发展,要通过比较找准自己的优势,要找出新的路子。“新的路子在什么地方?在创新。”他说,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会产生很多新的需求,比如最近20年间发展起来的汽车装饰、汽车音响、汽车保险、手机,以及现在发展比较快的健身、营养、文化享受等需求……这些新的需求具有很大的潜力,需要企业去开发,需要政府帮助创造新的机会。

谈到当前的经济形势时,茅于轼认为,与30年前相比,今天中国政治经济情况和以前非常不同,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据他分析,近10年来,中国GDP一直在不断上升,但增长率在2007年前后有所不同,2007年前每年都在往上涨,2007年后开始下降,从14%跌到去年的9.2%,“今年是百分之七点多,明年还可能会下降”。

茅于轼表示,从表面讲,GDP是一个地方当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但其实应该是当地的需求总值,“需求直接影响卖掉东西的多少”。

茅于轼列出了一组数据:1996年的国民收入,分配给老百姓的是69%,分配给企业14%,分配给政府17%；到了2008年,分配给百姓的是57%,分配给企业22%,分配给政府21%。“居民的收入转换成了企业和政府的收入,这就是为什么消费这么低。”茅于轼认为,尽管随着GDP上升,老百姓的生活有所改善,但远远没有GDP增加得那么高。

他指出,这就是中国国民经济的结构问题,“财富分配是结构问题,贫富差距是结构问题,三次产业是结构问题,GDP的问题也是结构问题,都是结构问题”。

如何摆脱这种困境?茅于轼在论坛上表示,“加大投入不是办法,而是要靠提高经济效率。”他认为,投入是有成本的,如果投入高、产出少,那就得不偿失。正确的做法是提高投入产出的效率,同样的投入能够得到更多的产出。“要想提高效率,就得按市场规律能够自由地配置资源,减少行业垄断。”茅于轼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