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全德

现阶段，在某些欠发达地区，由于其城镇化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提出以城镇化引领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口号，寄希望于以加快城镇化发展步伐来尽快破解长期致使区域发展迟缓的难题。笔者认为这一提法欠妥当。联系近年来在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中出现的一些不合时宜的做法，如用传统城市建设思维或传统工业发展的思维去强行改造农村或农业，以致盲目撤并村庄和改造农居，一味赶农民上楼。笔者认为，这莫不与对城镇化功能作用的片面理解及不当定位有关。

传统城镇化不尽完善

按照费孝通的说法，城镇起源于人口密集的商业社区，需要行政上的管理。没有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之类实体经济的繁荣发展，城镇化就没有扎实的物质基础和主导未来发展的正确方略。缺乏产业支撑和公共服务系统支持的所谓城镇化，就只能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土地城镇化。固然城镇化可以贯通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力促工农和城乡协调发展，但以城镇化引领的提法则不尽完善。笔者认为，应以城镇化为纽带，贯通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更准确地界定城镇化的功能作用，从而有利于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有利于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绝不能以牺牲农业和粮食以及恶化生态环境来推动工业化、城镇化，这正是党和政府科学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得来的宝贵启示。

要避免出现城市二元结构和“拉美现象”，就需要以城乡统筹和城乡融合的思维与办法来谋划和推进新型城镇化，为实现城乡差别化协调发展与城乡互补一体化的和谐发展创造必要条件。鉴于西方工业化初期圈地运动的历史沉痼及拉美陷阱的警示，有必要对将新型城镇化曲解为消除城乡差异与实现城乡一体化以及用城市文明简单替代乡村文明的直线思维及行为方式保持高度警觉，以防其混淆视听，对深化农村改革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一些地方以寻求后发优势和寻求跨越式发展为理由，提出新型城镇化的引领作用体现在能够为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保障和服务。殊不知支撑、保障和服务并不等于引领，新型城镇化在“四化”同步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最终还是由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程度决定的，不能将其中介作用夸大为包打一切的引领作用。

目前，我国不少后发地区正在进行带有地方特色的新型城镇化探索。所谓新型城镇化，是相对于传统城镇化而言，其本身蕴涵推动科学发展与促进社会和谐的因素。传统城镇化的定义偏重于“以农业活动为主向以非农业活动为主的转变”以及“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其偏重于产业结构、物质技术形态的变化以及人口空间地理位置的改变。虽然其中也提到实现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协调发展，但终究还是就城建讲城建，没有触及城镇化的实质是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风俗的变动，更没有将其放到“城乡统筹、城乡一体”的良性互动关系中来深刻理解。

应当看到，新型城镇化绝非单纯由行政力量推动的以土地腾挪和农民上楼为主要标志的“造城”运动，其基本特征“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不仅体现了科学发展的时代精神，而且昭示着追求社会安康的人类生活本质。就此而论，实现新型城镇化取决于新型工业化的引领效用。

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密切关联

新型城镇化意在提高城镇化建设质量的基础上，有效解决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的市民化问题；新农村则立足于解决影响农村健康有序发展的各种难题，着眼于农业和农民发展的美好愿景。新型城镇化是扩大内需与改善民生并举的幸福之路，但其先决条件是要将农村建设好和发展好。正是在此种意义上，农村新型社区姓“农”而不姓“城”，并且其核心价值导向是“兴村”而不是“造城”。现阶段，伴随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动，农户兼业化、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农业劳动女性化趋势明显，农村“三留守”、相对贫困等问题依然存在，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势在必行。在旧式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阶层融入城市难与城乡发展差异加大并行不悖，其结果是伴随城乡关系不和谐因素的扩大以及农村社会阶层的深刻变动，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受到较大程度的影响。

从这一角度讲，新型城镇化就是在与新农村建设并驾齐驱的过程中，以科学方式有效化解城乡二元结构之痼疾，优化农村社会结构，以及完善城乡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如果说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性标志，那么使社会结构合理化则是新型城镇化的中心任务。衡量新型城镇化成效的根本标准是伴随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解体，新的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体系能否建立起来。而要达到这一理想目标，舍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而别无他途。传统工业化道路已被历史证明是一条为了牟取私利而听凭市场与资本力量冲击和毁灭农村农业、折腾和坑害农民的险恶之路。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则是一条强化农业、惠及农村、富裕农民的光明大道。因此，在“四化”同步发展的提法中，新型工业化被理所当然地列在首位。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是从传统工业发展与传统城市发展的思维和办法中解放出来，而新型城镇化引领的提法则容易冲淡新型工业化的主导倾向，从而不利于人们转方式、调结构。尤其是在发展主义思潮及其情结依然在主导某些地方决策之际，新型城镇化的“引领”极易演变成霸王强上弓式的“硬领”，为大拆大建等不良做法鸣锣开道。有鉴于此，我们应用以新型城镇化为纽带的提法替代用新型城镇化引领的提法，以更有利于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更有利于在科学发展观引领下实现“四化”的同步发展。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