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共同签署《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共同宣言》，开启了中欧城镇化战略合作的新进程。事实上，中欧在城镇化领域的合作由来已久，许多欧盟国家的企业都在中国城市有投资，一些欧洲企业和机构参与了中国城市发展战略咨询、规划设计制定和基础设施运营。一些大城市的若干地标性建筑，就是中欧合作的成果。作为后发城镇化的国家，我们要思考的是，中国目前城镇化面临着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应该向国外学习什么？又该如何避免国际合作中的弊端？

中国与欧盟国家的城镇化进程有着本质区别

今天，全球城市居民已达36亿左右，发达国家70%-8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与此同时，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每个月都要新增数百万城市居民，成为世界城市化浪潮的主体。以中国为例，在仅仅不到10年的时间，中国的城市化率就由2000年的36%提升到了46%，距离全球发达国家平均70%左右的城市化率已经相当近了。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相对欧洲来讲，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和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说，“欧洲的城镇化进程相当缓慢，属于一步到位、逐渐发展。而中国的城镇化是快速发展，但中间有很多反复。”

由于国情不同，中国式城镇化所面临的挑战和实现的路径跟欧盟国家有非常大的区别。欧洲的城镇化是一种成熟的城镇化，基本上是一种维护，甚至还有萎缩。因为欧洲的人口相对来讲是稳中有降，现在经济又有些适度的集中。比如巴黎有一些中产阶级在上世纪60年代出现“逆城市化（counter urbanization）”——中产阶级为获得较好居住环境和较高生活品质从城市中心搬到郊区居住生活。如今由于对能源和碳排放方面的约束，这些中产阶级才又逐渐从郊区走向城市的中心——这被称为“再城市化（re-urbanization）”。不管欧洲怎样发展，它的城镇化的框架都是基本稳定、统一的，欧洲一些典型城市百年以来基本都尽力维持自身风貌不变。

中国的情况就大不相同。潘家华认为，中国现在的城镇化属于统计意义和“消纳”意义上的城镇化的叠合。按照 “十二五”规划，每年城市人口增加0.8个百分点，5年共增加4个百分点。“0.8个百分点是1100万人口，而欧洲一座城市，如整个伦敦也只有1000万人口，所以我们这一年的新增城市人口就达到一个伦敦的规模。这个规模意味着基础设施、房屋建筑、就业、社会服务、公共保障等均需配套增长，这样所产生的新增能源需求和碳排放量，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而这还只是我们统计意义上的城镇化。”

在“消纳”意义上，据统计，我国城镇中有2.5亿农村人口，他们生活、居住、工作在城市，但却是城市的边缘人口——他们没有资格或者不被给予相应的城市公共服务。这些人尽管生活在城市，但实际上没有被真正地“城市化”。若想将这2.5亿人真正地“消纳”在城市中，1年消纳1000万需25年，1年消纳2000万则需要12年。

旧的城镇化道路是否依然可行？

《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共同宣言》中提出，中国要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减少资源的竞争以及浪费，减少碳排放以保护环境。“把这个思路放到国内考虑，首先要讨论的就是，过去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是否依然适用。”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表示，过去一直依赖于低成本的粗放型发展路径，经过30年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它的负面作用已经日益突出。

低成本不仅带来资源的浪费，更重要的是对环境造成破坏。雾霾、化工厂污染等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土地的成本问题也在突出。过去我们依靠土地来转移大量的劳动力，但是现在城市的急速扩张导致大量短资金的涌入，政府官员可以通过短期行为塑造城市，加大对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务建设，拉大了城乡差距，使农村人口进城越来越难。这种城市已在严重排斥新城人口，使城市发展面临挑战。

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在丧失，公共服务成本飙升。李铁举了北京的例子，“我们原本认为修500多公里地铁就可以达到全面覆盖，可是北京有2000多万人口，要满足需求就得修1000公里地铁，理论上设备投入要加倍。乘坐地铁价格很低，只要2块钱，我们要调整价格就面临着既得利益的反弹，不调整就面临着整个基础设施没办法运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