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划分大城市群管理层次，创新城市管理模式，这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城市群管理机制创新，都市圈内各城市的协调合作需要一个相对独立的组织进行统筹，长三角城市群市长联席会议可以是一种选择，也有很大的改良和升级空间；二是行政区划调整，中国的行政区划是与等级化城市管理体制相联系的。改革开放以来，快速转型的经济体制与相对缓慢的行政管理体制转变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导致区域间非规范竞争和城镇化进程滞后。为了强化中心城市的竞争力，促进区域的同步发展，行政区划调整也就成为了重要的手段。

最近几年，上海、北京、天津、重庆、长沙、芜湖、扬州、沈阳等城市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区划调整。通过区划合并、撤县（市）设区等调整，减少了管理层级和行政制度障碍，直接扩大了中心城市用地与功能重组的空间，提高中心城市的竞争力和实现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协调发展。目前位于重点城市群区域内的60万人口以上县、中心镇等升级成为中小卫星城市的试点正如火如荼地进展中。

此外，一旦实现更高密度的人口聚集，则特别需要缓解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压力，强化中小城市产业功能，增强卫星小城镇的公共服务和居住功能，推进通信、供电、供排水等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和网络化发展，这就要求城市必须建立起高度智能的城市信息管理系统，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居民信息管理系统、城市交通系统、水电网络系统、楼宇安防系统等一系列智能系统，全面融合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各关键领域的“智慧城市”将极有可能成为解决城市精细化管理问题的最关键切入点，这必将大大提升城市的承载能力和自身运营管理能力。同时为了营造更为集约和更具可持续性的城市生活方式，需要绿色技术的大力支持，“美丽中国”战略更将环保的重要性推向空前的高度，可以设想未来污染治理、资源再生、生态修复、环保高效材料等将成为城市新的产业热点和投资方向。

深度城市化必然会带来劳动生产率和城市集聚效益的提高，带来城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大，带来居民收入和消费量级的增加，从而持续释放出巨大的内需潜能（投资+消费），而这正是保障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动力源泉，如果这个城市化过程再与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的高科技结合，那么斯蒂格利茨的著名判断可能就确实会梦想成真。

这张饼有多大？特别是其中的消费增长的空间有多大？2012年中国非农户籍比例为35.29%，与2012年按常住人口统计的52.57%的城镇化水平相比，其中有约17%人口的差额。再按照世行预测的2020年中国13.88亿人口计算，如果未来城镇常住人口中的农业户籍人口全部转化为非农户籍人口的消费模式，那么将释放出2.4亿人口的消费潜力。如果再把每年提升一个点共约八个百分点的新增城镇人口加进来，那将在短短八年内释放出3.5亿人口的消费潜力（超过美国总人口数）。

千万不要低估深度城市化或者新型城镇化将给中国带来的深远影响和根本变化。这个深度城市化过程的要义不仅仅是加杠杆和搞建设，这个过程本身既是转型也是改革，即在增长中实现变革。未来的深度城市化将是一个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市民化和市民公民化的过程。它不仅仅要清偿历史所亏欠他们（农民和农民工）的债务，还原经济发展的人本导向，它还将生成一个更具有效率，也更具有可持续性的资源利用格局和增长模式，在给予现代化生活方式条件下，提供更多人的平等的发展机会，逐步消除贫困和两极分化，并培养出一个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而这一点至关重要。

如此巨大的人口先后来到城市，他们可以贡献的不仅仅是劳动力，也是智慧、创造力和公民能力。他们需要的也不仅仅只是面包、住房、汽车和家电，他们更需要的是平等的机会、更丰富的社会（文化）生活和更全面的公民参与。而一个足够规模的中产阶层就意味着一切，他们相对稳定、开放、理性和包容。而这就隐含着民智开发、思想解放，追求幸福和民主共识，他们将更为积极的参与到社区、社会、城市和国家的建设和改良过程中去。

数据显示，现在最活跃的互联网人群，特别是其中的微博用户大约也就不过是三四千万，绝大部分是集中分布在沿海一、二线城市的白领（包括各种专业人士、公务员、青年学生等，应该不完全是所谓“三低”），他们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关于公共事务、社会治理和相应政府政策的讨论，例如近期的众多热点──司法公正、打击腐败、环境保护等。

尽管其中混杂着不少缺乏建设性的语言暴力和噪音信号，但乐观地看，这总比某些形式的直接肢体冲突要好不少。必须看到，这是一个学习、参与、学会妥协、相互尊重和逐渐形成包容性共识的过程，如果有关部门一方面善加引导，不断训练；另一方面接受监督，不断改良，则有望上下结合并形成良性互动。俗话说“有恒产者有恒心”，设想一下，一旦深度城市化推动人数达到三四亿亿，甚至七八亿亿会是什么样的局面？这必将全面重塑中国的增长、经济、社会、生活、文化和政治。这种潮流一旦开启则无法阻挡。

本文作者邵宇是金融学博士，牛津大学John SWIRE学者，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兼职教授。现任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首席策略分析师和固定收益负责人，著有《危机三部曲：全球宏观经济、金融、地缘政治大图景》。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