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的数据显示，至2010年，合肥市完成845项工程、在建366项，累计投入730多亿元，相当于“九五”和“十五”时期总投资的4倍；2011年，合肥新建、续建大建设工程579项，总投资833亿元；2012年该市续建、新建大建设工程共718项，总投资914.01亿元；2013年，合肥计划投资690.24亿元，启动989项大建设项目。7年下来，合肥用于“大建设”的投资总额超过3000亿元。

在城市建设高潮期的这个阶段，合肥的财政收入呈递增趋势——2006年，合肥市的财政收入为167. 77亿元；2012年，该市公共财政收入为694.4亿元。

合肥市主要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城市建设不是“拍脑袋”工程。合肥进行的所有建设，都是按照城市规划所确定的项目逐步展开的；城市发展的平台搭建好了，大批工商企业入驻，增加了财政收入，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对于百姓关心的资金问题，这位负责人说，“大建设”的资金有可靠来源，融资控制在计划风险红线之内，并没有挤占对老百姓民生事业的投入，合肥在再就业、低保、医保等十二项民生事业方面的投入有大幅增长。

城市规划师：忽视细节，不以人为本

创建“人居环境科学”体系的著名建筑与城市理论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良镛先生，毕生目标就是创造良好的、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能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然而，他发现，中国几十年的城市建设没能绕过城市病。让他揪心的是，我国的城市文化建设面临着重重误区，有些城市呈现出不健康的规划格局：好的拆了，烂的更烂；古城毁损，新的凌乱。而且，多数城市严重同质化，千城一面现象尤为突出。

在合肥工作、生活50多年的劳诚，是一位高级工程师、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退休前，他担任合肥市规划局副局长，曾三次参加合肥市城市整体规划编修。央视网记者就合肥的城市建设问题采访了劳诚。

据劳诚介绍，刚解放时，合肥只有5万人、5平方公里；现在，建成区面积44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70万。一方面，城市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城市建设如何更加人性化，成为城市管理者的难题。劳诚告诉记者，城市的发展让人耳目一新，但城市无序的扩张也会带来很多问题。

“原来城市道路是三板块：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三个板块，现在有的路成了两板块，没有人行道或者人行道很窄，这就不是以人为本。”劳诚说：“贪大求高求快是目前中国很多城市的通病，在市中心建宽马路，架立交，把车全部集中在很宽的马路上、高架上，到岔口车子上下很痛苦，容易堵。道路景观、商业氛围、生活气息也被破坏了。宽马路、高架桥都是解决拥堵的笨办法。我们的人口增加是很多，但是我们的人口密度有香港那么大吗？香港是不是像我们这样拥堵呢？人家是不是都是8车道、12车道呢？市中心是不是高架林立？”他无奈地说：“很多时候，专家的意见没有用。一些人，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能建设一个新城，但是‘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

中国严重的“城市病”，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与很多城市相比，合肥的“城市病”算不上是最严重的。不过，它的多数“病症”和“病因”，放在全国都具有普遍意义。

美国作家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猛烈抨击了美国的大城市格局，反而对欧洲小城中的街道空间推崇备至。她认为，后者空间多变、尺度适宜，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真正实现了城市生活的理想。

城市建设规划应听听民意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持续加速，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截至2012年底，我国的城市(包括县级市)数量超过650个，城镇人口达到了约7.1亿人。全国共有30个城市人口超过800万人，其中13个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人。

然而，城市的发展并不是我们可以保持乐观的理由。随之暴露的，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在我国，城市建设现在需要向高效、完善、低碳、环保的标准转型，然而回头一看，历史“欠账”却积压过多。

在我国的多数大城市中，城市道路交通日趋拥堵，在每日的交通高峰时段，车子比人走得慢的怪相时有发生。此外，纵观全国，城市供水、燃气、热力管网等基础设施，依然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即使在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五环外的一些居民区依然无法使用市政水，还得自采地下水。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助理宋迎昌表示，我国的城市建设方式比较粗放，“地方政府更注重城市空间格局、产业支撑上的规划，在城市细节的建设上，缺乏以人为本的精神，这也就导致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道路设计不合理、城市排水设施不善、城市绿化率不高、环境卫生差等现象。”

在业内学者看来，政府把更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新区开发、地标建设、招商引资等看得见的政绩工程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问题，平时很难暴露出来，通常只有在暴雨、暴雪等灾害面前，人们才能看到城市功能的弊病。这也导致了地方政府心存侥幸，顾此失彼。

但是矛盾却因此显现。这些不为政府重视的“细节”，恰恰涉及了百姓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影响着百姓的幸福指数。

“我们必须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战略规划的目标到底是政府主导还是百姓主导，”宋迎昌说，“在发达国家，百姓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度相对较高，百姓的意见和关注点有较为通畅的渠道传递给当政者。因此我们看到，发达国家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更为完善。”

宋迎昌建议，国家建立一项保障机制，把百姓对于城市建设的需求和意见有效地传达给相关政府部门，并在政府的考核指标上增加以人为本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