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地方政府若吸纳这么多人口，最先考虑公共服务能否跟上，财政能否承受？

贡森：目前地方政府承担更多人口没有太多好处，很多国家征收房产税之类的财产税，人越多缴税越多。发达地区不愿要更多的人口，因为他们把税收上交给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又转移给贫困地区，贫困地区的人们又迁移过来生活。

因此，除了在行政上要求地方接纳外来人口，中央应更加注重采取经济手段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只有人多可以多得利，地方才愿意承担更大义务。

争议人口承载力

《21世纪》：现在很多人提人口承载力，而且把它作为大城市控制人口的主要论据。

贡森：有人说人口承载力，说大城市现在已经承受不了，面临交通、水资源、土地等问题。实际上人口承载力是个很有争议的概念，它包括自然资源承载力，也包括经济、文化的承载力。

静态看，以水土资源论，全国能承载的理想人口规模是8亿人，而我们现有13.6亿人口，超载了70%。在全国人口都超载的情况下，各地不能以邻为壑，而是要按所占有的资源，不管是经济资源还是自然资源，承担相应的超载人口。

将经济承载力、自然资源承载力等因素综合来看，北京人口承载力还比较大，到2020年承载3000万人没有问题。

很多大城市病是“摊大饼”式建设的结果，这与窄口径人口承载力及不合理人口控制目标相关。人口承载力的初衷是为了控制城市过快膨胀，但实际上影响了城市健康发展。这些年北京规划的人口目标从1000万一直到1800万，老是过三五年就突破，规划一个小口径的人口目标，就像给小孩一双很挤的鞋，穿两天就不舒服了。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都是按照人口规划规模来建设的，用一个颇有争议的自然承载力的概念来规划人口和公共服务，而不考虑经济承载力及其所需的人口，必然导致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公共服务运行紧张，一是总量配置不足，二是优质资源都在市中心，后者加剧了交通拥堵问题。

渐进户改给底层希望

《21世纪》：你们课题组曾提出在战略上要积极推进大城市户籍改革，但在战术上要用更加合理的工具逐步替代户籍制度。您如何看待北京市提出的居住证政策？

贡森：现行户籍制度有两项职能，一是人口登记，二是福利分配。我认为，居住证应该主要发挥人口管理登记的作用，而不是用于福利分配。当然，要让大家都来登记，居住证就得附带一两项普惠性的福利待遇。

《21世纪》：但这个登记的好处又不能像原有户籍制度那样广泛。

贡森：对，不能像原来那样有了居住证马上可以得到各种福利。原来需要攀登一个悬崖才能得到户籍，有户籍者就可得到放在悬崖上面的所有糖果。我们建议，在这个悬崖上搭建台阶，每个台阶放上一些糖果，普通劳动者经过努力可以攀登这些台阶并得到相应的糖果。

这就可以帮助稳定就业和参加社保者逐步享受各类公共服务，感到有希望就可以买房、消费，拉动地方经济形成良性循环。

《21世纪》：您刚才谈的就是一种破解城市二元结构的路径，这给底层人民更多的希望和上升通道，而不是将利益固化在某一个群体的身上。

贡森：新生代农民工回不去，也不愿回去，传统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现在很多城市面临“用工荒”以及社保负担过重问题，这是一个机会窗口，中央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机会，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帮助有能力者在城市安家落户。

《21世纪》：北京户籍会不会放开？

贡森：绝对不是放开，应该找一种渐进式的替代方式更加公平地配置资源，一下放开肯定不行。

《21世纪》：一下放开会崩溃吗？

贡森：那肯定的。在地区差距、城城差距和城乡差距都很大的情况下，户籍改革只能是渐进式的。北京的低保水平跟很多城市的人均收入水平都差不多，肯定不能一下放开。

《21世纪》：如果像北京这种大城市不改革的话会有什么结果？

贡森：国家的首都可以不改，那怎么要求别人改呢？假如北京不改革，上海、深圳也可以不改革。如果真想让人口都向地级以下的城市聚集，那就通过经济手段或行政手段把各种资源都放下去。现实的改革方案应是在全国更加均衡地配置经济、社会和文化增量资源的同时，将人口更多地集聚到存量资源相对富集的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