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底特律市政府提交破产申请，堪称美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一起破产事件。这座城市的人口在1950年时位居全美第五，约为180万人，如今锐减成不到70万，整座城市的工业基础也早已分崩离析。

但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最美好的城市时代。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超过一半的全球人口居住在城市，城市汇聚之处创造了全世界超过80%的GDP。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城市化，这一数字将继续攀升。那么，我们又能在底特律的困境中得到些什么教训?

上世纪90年代，许多专家认为，科学技术将淘汰城市。他们相信当时尚处萌芽状态的互联网和移动通讯，会使得人们不再需要住在拥挤而高生活成本的城市地区。但事实上在经历了数十年的人口流出之后，像纽约和伦敦这样的城市都出现了人口暴涨。

对此其中一个对城市有帮助的因素就是21世纪生活的特质。在此之前，发达国家人们的生活都是基于一些每日常规活动:在写字楼或者工厂上班，回家与家人吃饭，观看喜欢的电视节目，上床睡觉，然后第二天醒来把上述活动又重复一遍。

如今对许多人来说，这种有规律的生活已经不复存在。在每一个工作日，人们可以把许多不同的活动混在一起来做——或许伏案工作，也可能与好友午餐，健身，干些零散事情，出差公干，上网购物……不一而足。

同样，在家中的时间也不再是一成不变，大家甚至可以在投身家庭生活的同时在线工作或者参加网络会议。我们发现在城市里最适宜过这种多任务生活，因为城市集中了多种多样的硬件设施，如机场、商店、学校、公园和体育设施等，以及夜店、酒吧和餐厅等软件设施。

另一个因素是城市作为创新和创造性工作汇聚之处的重要性。19世纪时的创新主要是由博学家和工匠来完成，这意味着新知识的积累极缓慢，但不同领域之间的渗透也极迅速。到了20世纪，知识的创造成为了专业人士的工作，虽然积累速度大为加快，却阻碍了多领域应用。

最近的一项研究却表明这种创新源头正在不断减速，一个美国研究者的生产力如今不足1950年时的15%。相反，创新正逐渐构建于将不同专家的知识进行融合。有些城市特别适合这类活动，因为它们汇聚了多种多样的人力资本，并鼓励这些拥有不同知识技能的人随意进行互动。

但这个后工业时代城市模式的问题在于，它强烈偏向于那些能把各种各样软硬件和人力资本结合起来的“博学家”型城市。事实上，那些成功城市的增长动力是如此强大，甚至能把一些较小的竞争对手城市掏空，比如伦敦与英格兰北部各城市之间就是如此。

某些专业性城市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取得成功，但类似底特律这种长期依赖于汽车工业的城市，那些只有单一工业或只有临时地理优势的城市可能下场堪忧。

上述现象对新兴国家都有教益。以中国为例，随着其转型为“世界工厂”，国内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26.4%一路上升到如今的约53%。但大部分移民人口都进入了过去十年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中小型城市。通过聚集工业基础设施并利用户口制度来管制城市居留行为，中国当局可以很好地控制这一进程。

但这一城市增长进程即将走向瓦解。随着中国自身经济模式由大幅基础建设投资和大型制造业转向其他方面，许多小型工业城市开始失去其核心产业。等到该国人口结构开始导致劳动人口减少且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减缓之时，这种状况就将不断涌现。

与此同时，那些后工业时代的宠儿，比如上海和北京 ，将吸引更多更聪明且教育程度更高的产业工人后代前来。跟农村移民不同，这些创造性专业人士更加难以用户口制度来管理。因此这些成功城市的兴起，将挖空那些弱势工业城市的人力资本，而后者将随之陷入衰败和生产力下降的死循环之中。

在过去50年中，底特律这类城市的故事已经不止一次上演。而墨西哥北部城市的现状也显示，新兴经济体也无法置身事外。

这也是中国为何要做好准备的原因。与其建立更多小型工业城市，更应当对其现有城市进行重整和升级。随着人口的下降，减少那些生存能力低下城市并进行合并。底特律的命运应当成为一记警钟，不仅仅针对中国，也针对印度这类下一轮城市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