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如果结束更多制度性歧视，把政府的权力通过改革更好地关进笼子里，城镇化的问题就不至于这么艰难。

公元前5 世纪，苏格拉底终日游走于雅典广场和街道，以与人辩论为乐。市集是他最熟悉的地方。这里为雅典市民提供公共生活，也是各种商贩活跃的商业场所。他们发明的空间原型，在两千余年后的今天，成为了“现代化城市的象征”。

在美国，有2.43 亿人口拥挤在仅占全国总面积3% 的城市里。生活在东京及其周围的人口高达3600 万，这里是全球生产效率最高的城市区域。孟买的中心城区居住着1300 万人口，北京和上海的人口规模已经超过2000万。

遍布摩天楼、高速路，动辄千万人口计的超级城市图景，智慧如苏格拉底，当年也无法想象。尽管2500 年前，他们已完全开掘了城市文明的精髓：自由（市场）、共享和创新。

1980 年代，中国的深圳特区吸引了湖南、湖北大批农民寻找就业机会，成为中国最早的农民工。今天，2.5 亿农民工的城镇化，被视为中国政府经济前景的最大变量。

工业革命年代，伦敦的产业工人进城后享受到良好的居住和社会保障制度。500 年后的中国农民、农民工进城之路则坎坷得多。不同于西方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的自发过程，中国城镇化进程伴随着强烈的权力驱动特征，一些专家称之为“被城市化”、“半城市化”，认为城镇化的结果变为了征地和驱赶农民进城的目的手段。

在城镇化改革尚未给出清晰路线图之前，这一中国新的经济改革重大内容无法回避“人的城市化”命题。

有人泼冷水，有人添柴火

7 月31 日，国贸三期大酒店，金碧辉煌，北京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城镇化改革——这个大热话题在此展开讨论。有发改委背景的专家李铁先生、经济学家陈志武、知名学者秦晖、人口问题专家蔡昉，他们唇枪舌剑，使得这场城镇化改革的观点之战火花四溅。

经济学家陈志武第一个做主题演讲。相比中国如何进行下一步城镇化，陈志武更关注“城镇化”与“大改革”谁该在先的问题。他以北京与伦敦的城市差异说明，不同的权力制衡架构，不同的制度最终决定城镇化的内涵和个性。陈志武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终身教授，一年中有很多时间在北京、纽约、伦敦等城市间穿梭。他总结北京的城市特质充分体现了行政权力主导下的城市化特征。与之相比，伦敦散布的面积很大，却根据教育和其他功能分别发展出以多个中心为主要特色的城市，与巴黎、新德里，尤其是北京形成非常鲜明的差别。

匹配于权力中心，中国的城镇化形成一线、二线、三线城市资源配置架构，从上到下的权力结构基本决定了从富到贫的经济机会。“希望这种自上而下，行政权力推动的城镇化，尤其是推赶农民上楼举措的时候，要对自己的权力稍微谨慎、谦虚一点，而不是像以往表现那么傲慢。” 陈志武不客气地批评。

另一些经济学家对于中国城镇化态度积极，如不在场的厉以宁。半年前，厉以宁曾谈到国外的城市化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应该走老城区（商业区）、新城区（工业区开发区）和新社区（新农村）之路。两年前他发言表态中国的城镇化率还太低，必须加快城镇化，并乐观地期待说中国的持续经济增长是有保证的，“这是全世界今后30 年间最大的市场，最有潜力的市场”。

在当前经济减速期，新型城镇化改革被中国政府作为一项振兴经济之策推出，在主流观点市场享有政治上的正确性。但城镇化成为政府发展经济而采取的一种战略或手段时，又出现一种逻辑悖论。这也是陈志武们更关心制度改革的原因。

官员身份的专家李铁多年研究小城镇建设。他执掌的发改委小城镇发展研究中心曾在天津试点过“宅基地换房”模式并推行至全国十多个省。这一模式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以进行大城市郊区旧村改造、小城镇建设。不过这种行政主导式的城镇化模式，被部分学者认为操作中仍难摆脱强拆和逼农民上楼之嫌。

李铁试图在主题发言中做出某种解释：“其实我们现在解决的不是要怎么来推动城镇化，而是人已经进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的政府截止到现在，除了70 年代上山下乡青年全部回城之外没有进行过任何改革。可是农民进城问题，是靠市场能解套的吗？不能，还得靠政府，这一块儿是关键。”

这并未能完全释解观点对立者的担忧。陈志武强调城镇化本来是结果，不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现在本末倒置，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强制安排推城镇化发展，而非市场驱动，到最后只能出现更多像鄂尔多斯康巴什、郑州新区、铁岭新城这样的鬼城。

被关注的房价和权利

说到鬼城，焦点自然转移到房价上。

李铁提出自己的研究成果，认为中国一、二线城市房价将继续上涨，三四线城市房价将继续崩盘。他的依据是国外房地产泡沫是在城镇化饱和之后，而中国还远远未完成。而正如陈志武提出的权利配置决定论，北京集中了最优质的大学资源、医疗资源，房价上涨是不可避免的市场规律。

城镇化大方向下，中央未对房地产表态，接过话头的首创集体老总刘晓光显然为三四线城市崩盘的可能性担忧，抱怨主要是地方土地财政的问题被提得太多。他谨慎判断新型城镇化启动后房地产会是一种稳定发展，“比较温和”，于是遭到主持人调侃“刘董伴随着一次次（房地产）调控，说的话越来越少”。

中国城镇化最引人瞩目的成果是高企的房价。这让一部分人引以为骄，认为这是城市价值提升的体现。不过他们在作此看法时忽略了一个前提条件：中国的城市化是在城乡土地、户籍二元结构的制度背景下展开的。

新一轮城镇化大热让地方政府官员和房地产商感到兴奋。他们更热衷于听到精英们谈论，如何更进一步通过新的城镇化发展来为以后的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源动力。不过目前新型城镇化的核心目标，可能离他们的期望值甚远。

政府可能首先考虑到，有2 亿多的农民工和7300 万城镇间流动人口已经在各类城镇就业，但没有城市户口，没有住房，无法享受城镇居民的公共服务。官方预计到2020 年要有3.3 亿人进城，李铁指，所谓新型城镇化就是制度上逐步解套，中央态度明确要重点解决农民工进城后就业服务均等化、定居落户难等一系列公共服务的问题，甚至还要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

秦晖的社会学视角使得他谈到城镇化问题更关注权利问题。作为集多重身份与一身，同时身为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最具知名度的公共知识分子，他长期的研究方向是“土地制度与农民史”。

当话题一集中到户籍制度上，秦晖即抛出看法，“户籍问题实际是权利不平等的问题”。他认为，李铁所说的城镇化要实现所谓公共服务均等化当然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的还不是公共服务均等化，首先是个人权利均等化问题，是所谓外地人（农民工）权利经常受到侵犯的问题。而这部分人，其实是城市化的动力来源。

主持人姚久盛调侃秦晖提供了“感性”的事实，并提问说，解决上述人群从户籍到公共服务当然政府、公众都愿意，但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流动人口最多，财力又明显无力承受，该怎么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口的蔡昉教授反问，“既然这些人已经在这个城市工作、居住，说明这个城市需要这些人，需要他们的服务，GDP 里头有他们的贡献，那为什么叫‘无力承受’？”

主持人又问，“从人的角度，如果我们现在要做城市化的路线图，接下来要做哪一步？” “从人的角度”这一说法让蔡昉感到挑衅意味，以缄默作答，主持人话锋一转：“不从人的角度也行”，蔡昉直接回应“城市化就是人，没有别的东西。”